中新社北京9月25日電 題：近30年越洋“尋寶”，只為長城古地圖

——專訪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榮休教授李孝聰

作者 曾玥

從中國，到荷蘭、梵蒂岡、意大利，為一張繪有長城的古地圖，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榮休教授李孝聰在國內外輾轉找尋了近30年。

追尋古地圖上的長城有哪些意義？從古至今，長城的地理意義和文化意涵發生了什么變化？近日，李孝聰在北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從自身經歷出發，追溯中外古地圖上的長城起源，講述長城精神的歷史傳承與當代價值。

李孝聰拍攝的梵蒂岡博物館藏《長城圖》片段。受訪者供圖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長期從事中國古地圖研究，也曾赴多國進行調研，其中包括考察古地圖上的長城。這一工作過程是怎么樣的？

李孝聰：我從小就對長城感興趣，中學時第一次去八達嶺長城是和同學騎車前往，花兩三個小時才到長城腳下。如今60年過去了，我已經77歲，還在和長城打交道。

真正開始尋找古地圖上的長城，要從30多年前說起。1991年，我第一次出國，研究歐洲收藏的中文古地圖，在荷蘭看到兩篇關于長城的文章。一篇有關梵蒂岡的行記提到，意大利羅馬的拉特蘭教堂有一張珍貴的彩繪《長城圖》，英國學者梅杰(M. J. Meijer)在《國際制圖史雜志》上發表的研究文章，同樣提到了拉特蘭教堂里的《長城圖》，并在文章末尾附上了它的黑白圖。

我決定抓住這個線索。1992年，我前往意大利羅馬尋找《長城圖》，結果被告知拉特蘭教堂的一批檔案文獻，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轉移到梵蒂岡教廷圖書館。于是我又前往梵蒂岡教廷圖書館，但很遺憾，由于沒有專門編目，工作人員不清楚館內是否藏有這張地圖。雖然悻悻然地離開了梵蒂岡，但我相信《長城圖》還在那里。

那次在意大利期間，我還拜訪了意大利著名漢學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他告訴我，意大利地理學會收藏有我想找的中文古地圖。在他的幫助下，我看到了意大利地理學會的收藏目錄，雖然沒有發現《長城圖》，但找到了另外兩套與長城有關的地圖冊：《大同鎮戰守圖》和《甘肅鎮戰守圖略》。這兩套地圖冊皆繪制于明代，內容與長城軍事防御相關，一圖一說，都是殘本，但很珍貴。

李孝聰拍攝的梵蒂岡博物館藏《長城圖》片段。受訪者供圖

1994年，我作為訪問學者再次回到意大利。這次我仔細記錄了意大利地理學會收藏的中文地圖圖目，然后再度來到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根據該圖書館負責人提供的新線索，我拜訪了新成立的梵蒂岡人類學博物館館長。

當時，梵蒂岡人類學博物館尚在籌辦階段，館長帶我進到博物館籌備處的地下室，開燈拿出一個長卷卷軸。隨著卷軸徐徐展開，我高興得差點跳起來。這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長城圖》。長城圖卷，從右卷首嘉峪關向左徐徐展開，分別畫出肅州城、甘州城、涼州城、寧夏城、榆林城、偏關段長城，最后截止在左卷尾山西大同城。

我根據畫作特征判斷，這幅圖繪制于清朝：圖上沒有經緯度，且采用平立面結合的中國傳統山水畫畫法；圖上也沒有標題，卻貼有很多已經褪色的標簽。憑借經驗，貼簽是清代對地圖文字注記的處理方法，明代則會把注記、地名等信息全部寫在地圖上。

我做深入研究后發現，這幅長城輿圖是康熙皇帝平定蒙古噶爾丹之際的用圖，圖上還在長城內外畫了紅線，標記康熙去寧夏閱軍行走的路線。征得館長同意后，我用僅存的膠卷拍下了7張照片。

一晃20多年過去，2019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與梵蒂岡博物館聯合舉辦“傳心之美——梵蒂岡博物館藏中國文物展”。我去看展時發現，《長城圖》正靜靜地躺在展柜里。據介紹，這張圖是此次展覽最重要的文物之一。

為保護文物，展覽沒有完全展開卷軸中嘉峪關的部分，于是我將1994年和2019年拍的兩組照片合在一起，終于拼出了這張完整的《長城圖》。

這段經歷是我整個學術生涯的縮影。至今，找尋古地圖上的長城這項研究工作，我已從事30多年了。

2017年，李孝聰在英國哈德良長城調研。（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根據您的研究，長城首次出現在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上分別是什么時候？探尋古代長城地圖有什么意義？

李孝聰：地圖能夠形象地表現長城及其附屬邊防設施的分布和形制，真切地反映數百年前人們如何使用圖形符號表現他們眼中的長城。作為第一手史料，古代長城地圖能夠與描述長城的傳世文本史料相互印證，共同組成認識和描述中國長城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

現存中國古地圖里，最早標有長城的是1136年石刻《華夷圖》，此圖的編制時間約是北宋年間。至于北宋以前的地圖是否出現長城，目前還不得而知。

而外國地圖中出現長城符號，則是東西方交流的結果。16世紀，《古今形勝之圖》的復刻本傳入歐洲。這是目前有據可考的，最早傳入歐洲的畫有長城的中國全圖。后來陸續有外國傳教士來華，長城符號在外國人士繪制的地圖里更為明確，例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里就繪有明長城。

古代長城地圖體現了當時人們對長城的認識、描繪和表現力，這不僅僅是對軍事防御工程的呈現，更帶有強烈的文化觀念和時代印記。無論是表現長城整體走勢或局部地段的分布，還是刻畫長城及其沿線防御設施的位置關系，或具體描繪長城墻體的建筑結構，古代長城地圖以其歷時性和真實性，更為直觀地反映了長城在地理要素和觀念性界線等方面的重要意義。

7月4日拍攝的北京懷柔箭扣長城，參與長城修繕的工匠們住在長城腳下的村落，每日往返于此。中新社記者 張宇 攝

中新社記者：除了中國萬里長城之外，歐洲還有哈德良長城，二者之間是否存在聯系或呼應？從內到外、從古至今，長城的地理意義和文化意涵發生了哪些變化？

李孝聰：筑城以居是人類邁向文明時代的標志之一。修筑長城，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的智慧。

距今2000多年前，在歐亞大陸的兩端，中國建起萬里長城，歐洲也在羅馬帝國時期陸續修建哈德良長城。無論建筑結構、防御設計，還是長城的功能以及對當地社會和民眾的影響，二者之間都有許多相似之處。

除了軍事防御功能外，東西方的這兩座長城還有一個不謀而合的共同點，就是都修建在自然、氣候與地理環境的分界帶上，區隔農耕和游牧兩種不同的生產方式。從更深遠的意義來講，長城的修建可以避免不同生產方式下的無序沖突，并通過匯聚墻內外的商品交換促進有序貿易。

但不同的是，在歐洲，長城的物質文明形式在羅馬帝國解體后便停滯了。中國的萬里長城則延續至清代，從未中斷過。中國修筑長城不是王朝政權衰微時的自我保護行為，而是在強盛時期維護王朝統一、穩定秩序的手段。此外，萬里長城的修筑工程在歷代接續進行，將草原游牧與農耕經濟緊緊地維系在一起，促進了東亞地區統一國家的實現，這是國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長城承載了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眾志成城的愛國精神，堅韌不屈、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守望和平、開放包容的時代精神。

有一次我和一位外國朋友一起爬長城，我問他為什么中國萬里長城的英文翻譯是“the Great Wall”而不是“the Long Wall”，怎么看待“Great”這個詞？

他啟發我，每一個中國人就像是長城上的一塊磚，雖然個體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如果把每一塊磚砌在一起修筑成長城，便會形成偉大精神和強大力量。(完)

受訪者簡介：

李孝聰。受訪者供圖

李孝聰，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榮休教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國際地圖史雜志(IMAGO MUNDI)編委會中國代表、水利部水利志書編纂委員會專家組成員，曾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武漢大學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特聘研究員。

主要學術領域：中國區域與城市歷史地理研究、中國地圖史研究、河渠水利史研究、中外城市比較研究、中國地方志與地理文獻研究等。

曾在荷蘭、英國、意大利、韓國、美國、日本等國及臺灣、香港等地區高校任客座教授或訪問學者；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外國所繪近代中國城市地圖集成與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項目“中國古地圖的調查、整理與研究”等10余項課題；出版《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中、英文)《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中、英文)《中國區域歷史地理》《歷史城市地理》《中國城市的歷史空間》《中國古代輿圖調查與研究》《中國長城志?圖志卷》《中國運河志?圖志卷》《古地圖上的長城》等10多部專著，在海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17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