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以來，“新戰前”這一提法在日本受到關注，從最初的媒體用語，逐漸進入學界討論。它的重要性在于捕捉到日本社會中的一種現實不安情緒：在安全環境持續緊張、國家戰略不斷調整的背景下，日本是否正處在一個“逐步滑入戰前狀態”的過程之中？

圍繞這一問題，日本國內大致形成兩種聲音。一種是所謂“謹慎派”。他們認為，當下日本民主制度穩定，軍隊嚴格受文官控制，經濟高度嵌入全球體系，尚不具備當年開啟全面戰爭的現實條件。另一種則是“警鐘派”，他們雖不認為歷史會簡單重演，但強調日本防衛政策的邊界正在不斷被重新解釋，安全議題在日本政治議程中的優先級持續上升，戰爭相關問題逐漸“去禁忌化”，而社會整體對這些變化的敏感度卻未同步提升。在他們看來，“新戰前”的關鍵不在于是否復制過去，而在于一種約束機制的松動——當制度、政策與輿論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累積性變化時，日本可能在沒有明確斷裂點的情況下進入一種“更易于走向沖突”的狀態。

實際上，前首相石破茂去年發布的戰后80周年“個人見解”，核心也是“當年為何未能阻止那場戰爭的發生”。當然，答案是多重原因疊加的結果。比如：當時日本的“文官統制”薄弱，軍部在國家決策中逐漸取得主導地位；決策結構碎片化，無人對整體戰略負責；戰爭逐步升級卻缺乏及時糾偏；對國際形勢尤其是日美關系判斷失誤；社會與輿論未能形成足夠制衡力量等等。最終，日本在“無人踩剎車”的狀態下滑入全面戰爭。

如果說上述討論仍停留在學術層面，那么去年底以來日本政策的實際變化，則使關于“新戰前”的討論更具現實指向。首先是日本“再軍事化”趨勢的加速，防衛費連年攀升，并提前實現GDP2%的目標。今年3月以來，日本的各項軍事突破更是令人眼花繚亂，包括加快部署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導彈等。其次是修憲議程被更加直言不諱地擺上政治臺面，圍繞“和平憲法”第九條的修改不再只是長期目標，而被高市政府視為緊迫的現實任務。再次，自衛隊相關爭議事件的頻繁出現，也在不斷測試日本社會對軍事力量“可見度”的接受邊界。尤其是近期現役自衛隊官員闖入中國駐日使館事件，截至目前仍未有一個妥善的處理結果。當然，2026年版日本《外交藍皮書》中對中國定位的調整，將其從“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變為“重要鄰國”，也是一個特殊的外交姿態。這些事態在短期之內接連出現，似乎也預示著某種方向性的政策調整。

還需一提的是，“新戰前”這一概念之所以具有警示意義，還在于“戰爭的現實”與“戰爭的認知”之間，存在一定的時間差。回望20世紀30年代，當時的日本社會似乎并不存在一種清晰的“大戰將至”的普遍認知。九一八事變初期，許多日本人將其視為獲取資源、擺脫經濟困境的機會，國內支持率一度較高。七七事變后，日本社會主流認知仍停留在“短期決戰”“局部沖突”的框架之內，認為戰場只會局限在中國，樂觀預期依然廣泛存在。即便之后隨著戰線擴大、“物資統制”加強，普通日本民眾在日記中更多表達的是“戰爭可怕但無法阻止”的無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前夕，雖然日本部分知識精英已意識到國際孤立與對美沖突的風險，但很多日本民眾仍抱有“外交可以解決”“不會真正開戰”的希望。這種“歷史的遲滯感”，恰恰構成“新戰前”討論中最值得警惕的部分：風險并不總是以清晰可辨的方式出現，在更多的情況下，它是在漸進的變化中被忽視和被合理化。在歷史轉折點上，很多人其實并未意識到當下這一時刻的重大意義。

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戰前”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判斷結論，而是一種帶有反思性質的提醒。它提醒人們，真正需要警惕的，未必是某一項具體政策，而是制度約束的松動、社會認知的滯后以及對歷史經驗的淡忘。當這些因素疊加時，一個國家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接近風險邊界。對今天的日本而言，“新戰前”討論本身，或許也是其安全轉型過程中需要面對的一面鏡子。（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研究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