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放出謀求修改憲法信號的同時，高市早苗政府預計還將取消對日本武器出口的多項限制。在這種背景下，日本“新軍國主義”成勢為患。“新軍國主義”并非指舊式軍國主義的簡單復辟，而是一種在當代國際與國內法律框架內，以“正常化”“積極和平主義”為幌子，逐步突破戰后體制束縛、持續強化軍事力量的系統性動向。日本“新軍國主義”已不只是危險苗頭，而是對周邊國家乃至整個地區構成了現實威脅，國際社會須予以極大警惕，嚴防日本“新軍國主義”給地區及周邊國家造成新的更大危害。
“新軍國主義”加速發展的四個表現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大環境下，日本“新軍國主義”暗流涌動。在高市早苗等日本右翼保守政客推動下，系統性謀求所謂“正常國家”和政治軍事大國地位的進程中，“新軍國主義”在日本正在加速發展，概括而言有四個表現：
一是對現有法律與政策的根本性突破。在法律方面，通過由《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和《國際和平支持法案》組成的“新的安保法案”，其核心在于解禁集體自衛權 ，規定了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和發起武力攻擊的條件；在政策方面，發布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三份文件，推進安保政策轉型。
二是軍事力量的持續擴張與外向化。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防衛費已連續14年大幅增長，并計劃在2027年度達到GDP的2%。在預算分配上，“進攻性能力”與“新域作戰”成為核心投入方向，呈現出“總量暴增、結構偏攻”的鮮明特征，大量采購遠程巡航導彈、建造大型艦艇等進攻性裝備。2014年還通過了“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為日本參與國際軍火貿易、聯合研發先進武器打開了大門。
三是同盟與安全合作凸顯進攻性導向。在軍事同盟方面，與美國修訂《防衛合作指針》，深化作戰計劃、指揮系統、基地共享等方面的融合，使日本更深入地嵌入美國的全球戰略體系。在安全合作方面，構建“小多邊”安全網絡，積極與澳大利亞、印度、英國、菲律賓等國簽署《互惠準入協定》或加強聯合軍演，推動形成針對特定國家的準軍事聯盟網絡。
四是國內政治與決策機制的集中化。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強化首相官邸在外交安保決策中的核心地位，提高決策效率和保密性。
兩個主要動向需要高度警惕
在右翼政客的鼓噪下，日本加速推進的“再軍事化”還有針對中國的意味。如今日本的“再軍事化”是“新軍國主義”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表現，這種“再軍事化”不是一般意義的“再軍事化”，而是一種暗中以中國為目標進行全面武裝和軍事部署。這種“再軍事化”有兩個主要動向需要警惕。
加強所謂西南諸島的兵力部署。近年來，日本強化以琉球群島為主的西南諸島骨干節點建設，逐步形成了體系化的軍事布局。日本以所謂“西南方向局勢緊張”為借口，從2016年至2025年在西南諸島進行大規模戰備建設，花費數以萬億計的資金，從九州島南部至沖繩群島一線，以若干重要島嶼為關鍵節點，打造具備梯次縱深，并集偵察監視、遠程打擊、防空反導、掃雷反艦于一體的“前沿堡壘＋不沉航母”群，使該地區要塞化、軍事化。
構建陸海空“三位一體”遠程打擊體系。陸基方面，以熊本、靜岡為起點，2026-2028年將在北海道、宮崎、沖繩西南諸島等多地追加部署兩款導彈，形成分布式陸基打擊網絡；日本在奄美大島、宮古島、石垣島等島嶼已經部署或正在部署03式中程地空導彈。海基方面，2026年3月底前完成“鳥海”號“宙斯盾”艦的“戰斧”巡航導彈發射改裝，同步推進改進型12式導彈艦載型號研發，2027年形成艦射遠程打擊能力。空基方面，除為F-35A、F-15J戰機配套的空射巡航導彈，同步研發改進型12式空射型號，2027年形成空基防區外打擊能力。在軍事設施方面，日本在西南諸島持續進行軍事基建，如在馬毛島建設軍用機場，在北大東島部署移動雷達。日本還計劃在宮古島、石垣島、沖繩島等西南諸島新建約130座彈藥庫，將40處民用機場和港口指定為“特定使用機場港口”，允許自衛隊在“突發事態”下使用。
總體來看，日本在西南方向的軍事部署是一項長期、系統性的工程，其進攻性和針對性日益凸顯。其中，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日本部署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導彈。
日本部署改進型12式反艦導彈，射程超過1000公里，是其戰后安全政策的重大轉變，標志著其防衛方針從“專守防衛”向擁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或稱“反擊能力”）的實質性邁進。今年3月10日防衛省正式宣布，在靜岡縣富士駐屯地部署島嶼防衛用高速滑翔彈（HVGP）。日方稱，這兩款導彈已經形成初始作戰能力。另外，日本政府列裝的美國“戰斧”巡航導彈是射程超1600公里的進攻性武器，不僅突破了日本“專守防衛”的政策底線，更將亞太地區推向軍備競賽與沖突升級的邊緣。
長遠目標是謀求更大“軍事自主權”
日本“新軍國主義”指向非常明確。在表層是所謂的“主動防御”，即其國家軍事戰略由守轉攻的集中體現；深層次則是對“專守防衛”原則的突破、企圖干預臺海局勢，以及依托日美同盟謀求更大“軍事自主權”的長遠目標。
第一， 未來或干預臺海態勢。日本在西南諸島軍事部署的核心在于阻止兩岸統一，以維持所謂“第一島鏈對中國的封鎖態勢”。日本將其西南島嶼，特別是把距離臺灣僅110公里的島嶼，打造成實時監控和干預臺海事務的前沿陣地。在此部署自衛隊和武器，形成事實上的軍事前哨，旨在建立對臺海局勢的實時監控和潛在干預能力，根本目的是為了配合美國干預臺海事態。高市早苗在日本國會接受質詢時曾就臺灣問題發出危險錯誤言論，稱如果臺海出現使用武力的情況，則“可能構成對日本生存的威脅”，可被視為“日本危機存亡事態”，屆時自衛隊可能會行使“集體自衛權”。
第二，配合美國“印太戰略”的軍事部署。日本力求融入美國“印太戰略”，共同將所謂“中國挑戰”和“朝鮮威脅”視為首要安全關切。美日同盟行動范圍與領域不斷擴大，從“保衛日本”擴展到“維護印太地區和平穩定”，積極參與南海“航行自由”、穿越臺灣海峽等行動。
第三，深度嵌入美日聯盟作戰體系。美日軍事同盟是亞太地區協同最緊密的雙邊安全聯盟之一，其關系可以概括為“美國主導的深度一體化攻防體系”。美日軍事同盟已超越傳統的“保護國-被保護國”關系，演變為“目標高度統一、作戰深度融合、領域全面擴展”的進攻性軍事聯盟。西南諸島軍事部署的措施，都深度嵌入美日聯盟作戰體系，用以鞏固美日同盟基礎，提高美日聯合作戰能力。近年來，隨著美日同盟不斷升級，日本成為美國“印太戰略”的“前沿支點”，在西南諸島部署導彈、雷達等進攻性武器，頻頻通過裝備升級、聯合演訓等措施，目的是將西南諸島打造為遏制中國進入西太平洋的“要塞”。通過西南諸島軍事要塞化，形成了集指揮、偵察、打擊于一體的作戰網絡，承接美軍前沿任務，提升聯合行動與后勤保障能力，借同盟擴張自身軍事影響力，推進“自主防衛”與進攻性戰力建設。（作者是國際問題研究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