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近日高調宣稱修憲“時機已經成熟”，并且開始加速推動修憲進程由政策宣示轉入條文討論階段。這在日本國內遭到質疑，也進一步引發地區和國際社會警惕。本期“環球圓桌對話”就此展開討論。

霍建崗：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

洪云鑫：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商務外語學院學者

笪志剛：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

日本右翼向著“實質性修憲”冒進

霍建崗

日本執政黨自民黨12日在東京召開黨大會。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在會上高調宣稱，修憲“時機已經成熟”。這次大會還發布了自民黨“新愿景”，強調在思考未來國家安全保障問題時，修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這種措辭表明，高市以及日本右翼正在“實質性修憲”方向上危險冒進。

按照日本法律規定，修憲需要在國會眾參兩院分別提出動議并以2/3多數通過，然后交由國民投票。在今年2月的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一黨獲得超過2/3議席，超過在眾議院通過修憲動議的門檻。這顯然促成了高市眼中的所謂“時機成熟”。不過，在參議院，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執政聯盟未能占據過半席位，高市現在寄望于參政黨、國民民主黨等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對修憲，進而達到在參議院通過修憲動議所需的2/3門檻。另外，在自民黨看來，過去修憲進程之所以雷聲大雨點小，是因為原來執政聯盟中的公明黨掣肘。現在共同執政的換成在修憲問題上態度積極的日本維新會，這在高市看來也是“機會”。

客觀而言，“和平憲法”在相當長時期內讓日本免于重新走上對外戰爭和軍國主義道路，可以說是確保日本國家安全的“定海神針”。一方面，日本在“和平憲法”中對外宣示走和平道路，進而獲得相對和緩的外部環境，能將精力和財力主要投向經濟領域，這使日本在戰后實現經濟迅速增長。

另一方面，“和平憲法”讓日本能夠免于卷入大國沖突。冷戰期間，美國并非不想讓日本參與其在全球的軍事活動。當時日本之所以能避免卷入美國對越戰爭泥潭，一個重要依據就是“和平憲法”。1954年，日本國會以“和平憲法”為基礎通過決議，“自衛隊不能進行海外任務”。越戰期間美國一再要求日本“派兵支持”，但當時的佐藤榮作政府均以憲法第九條為依據拒絕派自衛隊。今年3月高市早苗訪問華盛頓，美方要求日本派自衛隊艦船“護航霍爾木茲海峽”，高市和日本政府當時拒絕的理由，也是在日本憲法框架下存在各種事態認定和限制。

高市等人之所以強調“修憲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是因為日本右翼修憲勢力仍固執信奉權力政治觀。這種政治觀認為國際社會本質上是弱肉強食，只有權力政治和軍力增強才能給日本帶來所謂的“安全”。事實上，這種權力政治觀正是造成日本歷史上走上軍國主義和對外侵略道路的元兇。現在，日本右翼勢力鼓噪甚至人為制造所謂“周邊安全威脅”，為其強軍擴武尋找借口。這種做法只會讓周邊國家更加警惕日本言行的危險性，從而破壞東亞整體的和平穩定環境。就此而言，日本右翼處心積慮強推修憲進程，很可能會導致東亞陷入某種程度的安全困境。

歷史殷鑒不遠，日本不應再次走上歧途。明治維新之后，日本之所以走上對外侵略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當時日本政府和精英階層大多數人信奉赤裸裸的權力政治觀，鼓吹“不擴張就會被擴張”，聲稱日本的安全與地位需要通過軍事擴張和領土獲取才能實現。那些人將國際關系看作零和博弈，鼓噪通過對外戰爭來提升日本的國際地位。這最終造成日本大肆對外擴張的歷史，讓日本自身也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切斷日本戰前那種“以力求利”的權力政治觀，讓日本真正獲得安全的周邊和國際環境。可惜的是，日本右翼勢力近年來不斷試圖架空甚至推動直接修改“和平憲法”，導致日本軍國主義出現死灰復燃趨勢。在這種背景下，高市和日本右翼現在開始推動“實質性修憲”，危險性一目了然。

突然提速意圖何在

洪云鑫

日本自民黨12日舉行黨大會之前，自維執政聯盟已于9日在眾議院憲法審查會討論會上，提出在憲法審查會內創設“條文起草委員會”，并主張定期召開憲法審查會，從而加速推進修憲討論。由于自維兩黨已經擁有發起修憲動議所需的2/3以上議席，這意味著高市內閣正在加速推動修憲進程由政策宣示轉入條文討論階段。

長期以來，在自民黨執政時期，為了不給在野黨以“自民黨強行推動修憲”的口實，日本國會修憲討論遵循“中山規則”，即眾議院憲法調查會（憲法審查會的前身）時任會長中山太郎提出，各黨派可自由討論并在發言時間和次數上“機會均等”，如此社民黨等護憲政黨才愿加入其中。在9日的憲法審查會討論會中，由于委員人數與各黨派議席數掛鉤，本次會議的50名與會委員中多達38人來自自維陣營，執政聯盟在人數上形成明顯優勢。

從具體修憲內容來看，高市內閣主要是想推動兩大議題。一是創設所謂“緊急事態條款”，即在憲法中新增關于“緊急事態”背景下議員任期延長、內閣擁有發布緊急政令權等內容。自民黨稱，新增條款可確保在大規模自然災害等突發狀況下維持國家機器有效運轉，但該條款的本質是賦予內閣繞過國會進行立法的權力，因此存在違憲與濫用的風險。二是修改憲法第九條。自民黨主張將自衛隊寫入憲法，以此確立自衛隊的“法理地位”，從而結束自衛隊違憲與否的論爭，使日本擁有事實上的“國防軍”。

長期以來，修憲一直是自民黨內保守右派勢力的核心政治訴求。自民黨在2005年、2012年以及2017年分別公布“新憲法草案”“日本國憲法改正草案”“修憲四條款”等修憲草案，并提出將自衛隊改組為以首相為最高指揮官的“國防軍”等一系列設想。前兩份草案因過于激進而未得到日本國會以及民眾支持，第三份草案則是沒能在自民黨內形成具有約束力的文件。盡管如此，以“將自衛隊寫入憲法”為代表的“修憲四條款”，已是前首相安倍晉三當時認為其所能提出的最有可能實現的修憲構想了。就此而言，高市內閣承襲安倍時期的修憲路徑，很大程度上是在完成安倍的“遺愿”。

盡管如此，高市以及自民黨右派勢力的修憲之路并非沒有阻礙。雖然自維執政聯盟在眾議院已擁有2/3以上議席，但在參議院尚未克服“扭曲國會”的困境。與此同時，不同于眾議院選舉實行的小選區比例代表制，日本參議院選舉實行的是比例代表制，因此自民黨難以在參議院選舉中通過“較小投票差”獲得“較大議席差”。也就是說，即便高市能夠執政到2028年，也未必能在屆時的參議院選舉中復刻今年2月份眾議院選舉大勝的局面。

同時還應注意，日本右翼強推修憲并非孤立的憲法和選舉問題，而是高市內閣整體國家安保戰略轉向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近來無論是放寬武器出口限制、提升防衛費至GDP的2%以上，還是發展所謂“反擊能力”、強化“西南諸島”軍事部署等，都需要突破法律層面的護欄。而一旦“和平憲法”第九條被修改，日本上述強軍擴武行為就將獲得國家根本大法的背書，日本的安保政策將徹底擺脫“和平憲法”約束，這勢必侵蝕亞洲地區維持戰略克制、長期和平穩定的基礎，加劇軍備競賽的風險和潛在的安全困境。正因如此，國際社會應該高度關注日本修憲的最新動向，敦促日本恪守和平承諾，切實維護來之不易的戰后和平主義國際秩序。

想抓“歷史空檔期”？萬難得逞

笪志剛

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高調宣稱，“建黨至今已70年，（修憲）時機已成熟”。自民黨干事長鈴木俊一也聲稱，“與過去相比時機逐漸成熟”。這些言論再次表明，日本右翼勢力處心積慮推動修改“和平憲法”已非一天兩天。

戰后初期，在國內經濟社會重建任務艱巨以及國際層面戰后體制束縛之下，日本國內修憲呼聲并未形成聲勢。1947年，《日本國憲法》頒布施行，其中第九條明確規定日本放棄戰爭權、不保有軍隊等內容，因而被稱為“和平憲法”。戰敗投降之初，吉田茂內閣推行以重經濟、輕軍備和對美協調等為核心的“吉田路線”，主張回避軍事擴張，通過《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換取美國軍事保護，同時集中資源重建國內工業體系。這些做法，加上美國的經濟援助等外部因素，使日本在短短10年左右時間便完成戰后經濟恢復，并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進入經濟高速增長階段。1968年，日本GDP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日本經濟在戰后迎來“高光時刻”。

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初，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日元面臨升值壓力，尤其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日本戰后經濟增長奇跡步入尾聲。在戰后經濟恢復和高速增長階段，日本國內推動修憲呼聲不高，在日美安保條約框架下既受美國保護也受一定約束，總體延續“專守防衛”原則。1955年日本自民黨剛一成立，就將修憲主張列入黨綱，但一直沒能取得實質性進展，當時日本社會上下的主要關注點是經濟社會的恢復與發展。

但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泡沫經濟”破裂前后，日本國內修改“和平憲法”、擺脫戰后體制束縛的聲音逐漸高漲。中曾根康弘1982年就任首相后提出“戰后政治總決算”，想要擺脫美國控制，同時增加國防費用支出，謀求向海外派兵，并且試圖通過躋身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列而成為“政治大國”。與此同時，以石原慎太郎為首的日本右翼政客在主張對美“說不”、謀求與美平等關系的同時，開始渲染和鼓噪所謂“周邊安全威脅”，謀求突破“和平憲法”規定的“轉守防衛”原則。與之相伴，日本右翼勢力詆毀“東京審判”、篡改歷史教科書等歷史修正主義言行增多。

到了20世紀90年代，日本右翼開始掀起鼓噪修憲的一波高潮。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日本右翼政客以“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為由，提出派自衛隊出國參加維和部隊。在國內政界和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下，相關法案流產，但日本右翼的類似意圖和操作并未就此停止。冷戰后，尤其隨著日本經濟陷入“失去的三十年”窘境，日本國內民眾焦慮和不滿情緒日增，一些右翼政客隨即利用這種社會情緒，加大對民族主義和擺脫戰后體制束縛的鼓噪，借機推動右翼政治議程。這就有了后來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等日本時任首相，以所謂“國家正常化”為目標推動一系列架空“和平憲法”、突破“專守防衛”原則的操作。

但總的來看，日本右翼過去在推動直接修改“和平憲法”條文方面沒能取得太大突破，于是轉而采取“解釋性修憲”的方式實現解禁集體自衛權等目標。之所以至今沒能推動直接修憲，一方面是因為從《聯合國憲章》到《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戰后國際法律文件，都對日本右翼突破戰后體制束縛的沖動起到約束作用；另一方面，日本國內維護“和平憲法”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包括過去自民黨內部的溫和派、理性派，一直都對右翼勢力發揮著較強的抑制作用。

現在，高市早苗聲稱修憲“時機已經成熟”，是其自認為遇到了一個擺脫修憲限制的“歷史空檔期”：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化加劇，加上美國在全球戰略調整過程中對日本“重新武裝”表現出縱容態度。但從日本國內連日來的抗議和質疑可以看出，日本社會對于高市政府一系列危險政策的警惕沒有降低。與此同時，亞洲國家以及國際社會對于日本右翼試圖復活軍國主義的警惕也不會有絲毫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