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近日給四所交通大學全體師生回信，強調要“傳承弘揚西遷精神”。西遷精神誕生于社會主義建設初期艱苦創業的火紅年代，在歲月洗禮中歷久彌新，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西遷精神的鮮明底色集中體現為“與國家民族休戚與共”的家國情懷、“打起背包就出發”的政治品格、“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使命擔當。

一是“與國家民族休戚與共”的家國情懷。

傳承弘揚西遷精神，就是要始終胸懷“國之大者”，將自身發展融入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和戰略部署，以實際行動做到與黨和國家、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運。

“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當年，盛宣懷創辦南洋公學的初衷并非培養熟讀經史子集的“書生”，而重在培養熟知鐵路、電報、外交等實務的實干人才。

近代以來，鐵路被視為國家命脈。山海關北洋鐵路官學堂、鐵路管理傳習所的創立，旨在為中國鐵路建設培養各類專業人才，從而擺脫對外國的依賴，奪回被列強控制的路權。

1921年，上述三所學校合并組建為交通大學，為的就是“交通救國”——以發展交通事業為基礎，增強國家實力。

20世紀50年代，交通大學師生從上海內遷至西安，承擔起國家戰略需要的歷史責任，彰顯了將“小我”融入“大我”的崇高品格。這種將個人發展與國家需要相統一的抉擇，使西遷精神成為詮釋“與國家民族休戚與共”的生動典范。

如今，四所交通大學雖地處東西南北，但根脈相連、心氣相通，“求實學、務實業”的辦學宗旨一以貫之，興學強國、育才興邦的使命擔當從未改變，胸懷大局的精神氣質薪火相傳。

二是“打起背包就出發”的政治品格。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工業基礎薄弱，高等教育與工業布局亟待調整。1955年，黨中央、國務院從國內外形勢和國防建設全局出發，作出將交通大學內遷西安的戰略決策。從1956年開始，數千名交大師生響應號召，“打起背包就出發”，從黃浦江畔奔赴渭水之濱，以“向科學進軍，建設大西北”的豪情壯志，開啟扎根西部、艱苦創業的壯闊征程。

1959年，黨中央希望充分利用上海的地緣優勢與工業基礎為國防現代化建設培養更多科技力量、人才力量時，獨立建制后的上海交通大學在學科體系幾近“歸零”的情況下，投身國防現代化建設。從“兩彈一星”的驚天壯舉，到核潛艇研制的深海無聲，再到船舶工業的劈波斬浪，黨中央需要什么，交大人就攻關什么、奉獻什么。正如上海交大1963屆校友、長三甲系列火箭總設計師龍樂豪院士曾追憶求學歲月時立下的“航天報國”之志：“祖國需要火箭，我用一生完成了這個答卷。”

傳承弘揚西遷精神，就是要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聽黨指揮跟黨走”，勇于擔當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大任，在新時代新征程創造屬于我們這代人的歷史功績。

三是“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使命擔當。

西遷精神的實踐指向是“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一五”時期，新中國開始將工業建設重點轉向內陸。當時，西北地區高校偏少，科技與人才儲備極度匱乏，難以支撐大規模工業建設的客觀要求。“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為大西北的工業建設注入急需的科研能力和人才儲備，成為西遷精神的歷史起點與實踐邏輯。

歷史的接力棒傳到今天，西遷精神依然具有十分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時代意蘊。當前，我們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迫在眉睫。無論是在基礎研究領域甘坐冷板凳、勇闖未知之境，還是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敢啃硬骨頭、敢涉險灘；無論是奔赴邊疆基層、投身鄉村振興，還是在國際舞臺講好中國故事、貢獻中國方案，都是西遷精神在今日中國的生動實踐。

傳承弘揚西遷精神，是扎根基層、甘于奉獻的堅守，是勇闖前沿、敢為人先的銳氣；是艱苦創業、攻堅克難的韌勁，是服務國家戰略、助力民族復興的擔當。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