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德國防長皮斯托里烏斯先后出訪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亞三國，與上述亞太國家簽訂一系列雙邊軍事合作協議。德澳達成的合作項目涉及建立太空衛星預警系統，以及研制反無人機激光武器；德新的合作重點是德國在新加坡開設首家太平洋潛艇維護與備件供應中心，并加強兩國網絡情報合作；德日軍事合作重心則是推進兩國軍隊聯合演習和士兵交流。

以上種種跡象表明，德國的“印太戰略”步入新階段：德國已不再滿足于象征性參與由盟友主導的亞太安全機制，而是致力于與部分亞太國家建立長期且穩固的防務合作機制。

自2020年德國出臺《印太政策指導方針》以來，德國“印太戰略”目標的設定是發展多元伙伴、降低對華供應鏈依賴，尋求與“志同道合”的亞洲伙伴維護“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到“特朗普2.0”時期，在動蕩的國際環境與美歐同盟關系變化中，亞太地區在德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顯著提高，不僅涉及擴大德國的經濟合作網絡，同時與德國的對外防務與軍事供應鏈合作息息相關。毫無疑問，亞太已經成為德國對外安全合作的重要拼圖。

當前，德國與亞太國家加強安全合作主要有三大用意。

第一，在美歐互信下降背景下，德國發展亞太軍備合作鏈條，旨在減少對美軍事依賴。如今，美歐在貿易政策、對俄立場等領域分歧明顯，擺脫對美國的單一依賴是德國與亞太國家加強軍事合作的重要動力。美國政府在202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出“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這并不意味著美國將完全退守至西半球或回歸建國之初的“不干涉政策”，而是繼承“西奧多·羅斯福推論”中擴張主義邏輯，為美國霸權行為和反聯盟政策背書。這個變化在美國對歐政策上的反映尤為明顯。例如，美國將北約軍事同盟“承諾和義務”視為“交易型”關系，要求歐洲國家承擔更多北約防務成本；美國對格陵蘭島提出領土主張，發出軍事接管和強制收購的威脅。

在美國的一系列單邊操作下，跨大西洋同盟關系遭遇重創。德國戰略界判斷，二戰后“美國治下和平時代”即將結束，德國與歐洲亟須擺脫對美國危險依賴。德國國防預算已連續四年大幅增長，其主要用于投資提升德國國防能力，促進德國與歐洲防務產業以及軍備供應鏈發展，減少對美過度依賴。

第二，為歐洲“援烏抗俄”拉亞洲贊助。歐洲安全秩序陷入俄歐對抗時代，德國與歐盟對“俄羅斯威脅”嚴防死守。在特朗普重返白宮后，歐洲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下降。為減少對歐洲軍事投入，美國屢次拋開歐盟推動和談，德國與歐洲作用一再被邊緣化。德國擔心美俄在和談進程中開展秘密交易，背叛烏克蘭與歐洲的安全利益，更因美國不再堅定支持“援烏抗俄”導致對烏援助捉襟見肘而感到焦慮。

因此，德國防長在出訪過程中一直試圖爭取所在國對烏克蘭的支持，甚至在訪日時作出“交易型”表態，表示德日合作可加強地區威懾，“制衡中國”之意明顯。

第三，保持德國作為中等強國的國際競爭力。德國政界與學界普遍認為，美國政府正在復刻19世紀歐洲列強在維也納體系中的歐洲協調機制。這可能會導致二戰后美國主導建立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加速崩塌，也與德國作為中等強國所重視的《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國際規則和聯盟承諾背道而馳。德國期待在如今復雜的國際環境中“獨善其身”并保持國際競爭力，在國際舞臺上繼續發揮重要作用，而這離不開硬實力的支撐。德國防長與澳大利亞簽署太空合作備忘錄時就直言，“中美俄部署大量太空衛星，德國和歐洲仍需追趕”，還稱“這是保護我們自己系統的唯一途徑”。

綜上所述，德國防長此行主要目的是加強與亞太國家軍備合作，塑造德國與亞洲多元軍工供應鏈伙伴，在減少對美國單一軍事依賴的同時，也并未放棄減少所謂對華依賴的戒心。德國此舉的最終目的，意在保持自身作為中等強國的影響力和競爭力。同時，由于自身地緣位置和國家實力的特點，德國短期內難以作為重要的軍事角色介入亞太，而其在更長時間范圍內與亞太國家的防務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也仍有待觀察。（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