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規劃綱要鋪展的，是中國式現代化邁向2035年遠景目標的關鍵階段的行動藍圖。

從高質量發展的動能轉換，到科技自立自強的根基筑牢，從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破冰，到民生福祉的品質升級，規劃綱要確定的七大主要目標并非指標的簡單羅列，而是錨定“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起飛爬升”關鍵階段，承載中國式現代化躍遷使命的核心抓手。

當下，中國正處于從工業文明向數字智能文明跨越的歷史轉折點，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從“量的積累”轉向“質的飛躍”的攻堅期。

那么，究竟是什么邏輯決定了這七大目標的選擇與布局？它們又何以能成為標示中國式現代化躍遷時刻的鮮明坐標？本文將循此邏輯，逐一展開探析。

一、是什么邏輯決定了“十五五”規劃的主要目標？

“十五五”規劃的七大主要目標，不是零散指標的簡單拼湊，而是中國式現代化內在邏輯的必然產物。這七大目標，正是中國式現代化在起飛跑道上標注的“航路坐標”。

七大目標的設定，既立足現代化建設的普遍規律，又深植中國國情的特殊土壤；既回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時代要求，又彰顯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底色。

在“起飛爬升”的關鍵階段，這七個目標之所以如此布局，背后貫穿著四重深刻的邏輯統一。讀懂這七大目標，就讀懂了中國式現代化“躍遷時刻”的邏輯密碼。

第一重是國家戰略演進的邏輯。

從“十三五”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十四五”為結構性突破筑基，再到“十五五”邁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規劃目標始終圍繞高質量發展這一主線展開。

黨的二十大首次提出“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這一要求被完整寫入“十五五”規劃建議和規劃綱要，成為統領未來五年發展的核心目標。

它不是“從零到一”的突破，而是“從一到十”的深化；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成熟定型基礎上的系統性躍升。

因此，目標的設定天然帶有“延續性與躍升性并存”的特征——既是前期布局的必然延伸，也是邁向2035遠景目標的關鍵階梯。

第二重是發展質量提升的邏輯。

“十五五”目標聚焦新質生產力培育、國家治理效能提升、民生品質改善等核心領域，體現了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型的鮮明導向。

從“規模擴張”到“質量提升”，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這不是簡單的政策調整，而是發展邏輯的根本重塑。

科技創新從“跟跑并跑”向“領跑”跨越，綠色發展從“理念落地”向“體系成型”深化，改革從“制度完善”向“治理效能”躍遷——這些變化都在傳遞一個核心判斷：高質量發展已從“突破期”進入“攻堅期”。

目標的設定，正是為了破解發展瓶頸，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由“量變積累”邁向“質變躍升”。

第三重是現代化建設的結構邏輯。

中國式現代化是“五位一體”的全面推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五大建設，構成了現代化建設的完整結構。在“十五五”起飛爬升的關鍵階段，不是單個領域的單點突破，而是五大建設同時進入躍遷期。

七大目標正是這一結構邏輯的集中體現。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對應的是經濟建設——新質生產力成為核心引擎，經濟發展從“量的積累”轉向“質的飛躍”?？萍甲粤⒆詮娝酱蠓岣撸墙洕ㄔO的動力支撐，與高質量發展一體兩面。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對應的是政治建設——通過制度變革調整生產關系，讓上層建筑更好地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實現從“制度完善”向“治理效能”的躍遷。同時，改革也貫穿于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是驅動五大建設全面躍遷的制度動力。

社會文明程度明顯提升，對應的是文化建設——文化作為上層建筑的核心，正在從“文化自信”向“文明自覺”躍升，為新質生產力提供與之匹配的精神引領。

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對應的是社會建設——從“基本保障”向“優質均衡”躍升，讓高質量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美麗中國建設取得新的重大進展，對應的是生態文明建設——從“環境治理”向“生態共治”躍升，以“雙碳”為牽引重塑發展底色。

而國家安全屏障更加鞏固，則貫穿于五大建設之中，是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底線保障。

這七大目標，正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十五五”時期的系統性展開。五大建設協同發力、整體躍升，共同構成中國式現代化“起飛爬升”的結構性支撐。

第四重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邏輯。

規劃目標不僅體現國家治理的能力指向，更彰顯著“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價值立場。

從生態環境持續改善到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從文化自信深度建構到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升，目標體系處處體現著“民生溫度”與“治理精度”的統一。

它強調的不是國家自身的建設指標，而是人民真實可感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邏輯。

四重邏輯，一體貫通。

戰略演進邏輯回答的是“從哪來、到哪去”——在延續中躍升；質量提升邏輯回答的是“怎么變”——從量變到質變；結構邏輯回答的是“改什么”——五大建設全面躍遷；價值邏輯回答的是“為了誰”——以人民為中心。

這四重邏輯，共同決定了“十五五”規劃的七大主要目標，也共同標注了中國式現代化“躍遷時刻”的坐標方位。

二、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新質生產力驅動下的經濟發展質效統一

“十五五”規劃將“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置于七大目標之首，這是我們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根本邏輯在規劃中的集中體現。

從生產力維度看，高質量發展是新質生產力驅動下的“質效統一”。

高質量發展的最大特點，是創新；新質生產力的本質，是科技創新。沒有創新，就沒有質效統一；沒有科技，就沒有發展躍升。

新質生產力是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擺脫傳統路徑依賴的先進生產力。它體現為技術突破性、要素協同性、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三大特征。

正是這種新型生產力的驅動，讓經濟發展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從“規模擴張”轉向“質效統一”。

規劃將“全要素生產率穩步提升”作為重要標志，質的提升體現在產業附加值和發展韌性上，效的增強體現在資源配置效率和創新貢獻上。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度視情提出，正是為到2035年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打好基礎。

從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維度看，高質量發展呼喚制度變革與文化創新的雙重回應。

新質生產力的躍升，必然要求制度與文化與之匹配。

規劃從制度層面作出回應：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新質生產力創造市場空間；加快培育新動能，促進結構優化升級；做優增量、盤活存量，讓資源向高效率領域流動。

同時，創新文化的培育、科學精神的弘揚、全社會創新氛圍的營造，同樣是高質量發展不可或缺的支撐。從“文化自信”走向“文明自覺”，正是新質生產力對上層建筑提出的文化要求。

科技進步與制度創新的協同發力，正在持續加大二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從價值維度看，高質量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物質基礎。

規劃強調“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質的提升，是為了讓發展更可持續；量的增長，是為了讓人民得到實惠。

從“投資于人”的戰略部署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每一項民生改善都離不開堅實的物質基礎。

在“十五五”起飛的關鍵時期，新質生產力是引擎，高質量發展是航向，人民福祉是歸宿。

唯有以新質生產力為引擎，才能實現從“量”到“質”的歷史性跨越；唯有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才能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這，正是“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的深刻意涵。

三、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從跟跑趕超向并跑領跑跨越

在七大主要目標中，“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與“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共同構成支撐高質量發展的兩大支柱。

高質量發展是目標，科技自立自強解決“動力夠不夠”的問題，全面深化改革解決“機制順不順”的問題。二者協同發力，共同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在“起飛爬升”階段行穩致遠。

高質量發展的最大特點是創新，新質生產力成為核心引擎，而新質生產力的本質正是科技創新。

沒有科技的自立自強，新質生產力就是無源之水；沒有科技的并跑領跑，高質量發展就是空中樓閣。

那么，為什么“十五五”時期必須將科技自立自強擺在如此突出的位置？這背后貫穿著三重必然邏輯。

從自身發展邏輯看，科技必須自立自強。

新質生產力的形成，不能只是靠引進消化吸收，更要靠原始創新；它的躍升，不是靠規模擴張，而是靠質的突破。

更重要的是，我們在許多領域已處于世界最前沿。前面沒有領跑者可以跟隨，想要繼續前行，就必須自己探路；想要保持領先，就必須原始創新。

規劃將“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7%以上”作為硬指標，將“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能力顯著增強”作為核心任務，正是對這一邏輯的深刻回應。

如果說過去我們是“追光者”，那么現在我們必須成為“發光者”。

從國際形勢看，外部封鎖倒逼我們必須走自立自強的道路。

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高科技領域對我極限施壓。當技術引進不再順暢時，當國際合作的環境被污染，唯一的出路就是自立自強。

規劃提出“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快速突破，產出一批重大原創性、標志性、引領性科技成果”，正是對時代挑戰的戰略回應——別人不讓我們開門時，我們必須自己把門打開、把路走通。

從文明轉型看，新一輪科技革命要求我們必須搶占制高點。

人類正從工業文明邁向數字智能文明。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術等前沿領域，正在重塑全球競爭格局。

在這場文明轉型的大潮中，誰掌握了核心技術，誰就掌握了未來發展的主動權。

規劃提出“并跑領跑領域明顯增多”，正是對這一歷史機遇的戰略把握——不是我們想不想領跑，而是文明轉型的窗口期決定了我們必須領跑。

科技自立自強與全面深化改革，共同構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雙輪”。動力足，才能跑得快；機制順，才能跑得穩。只有二者協同發力，高質量發展才能行穩致遠。

在“十五五”起飛的關鍵時期，科技自立自強既是時代命題，也是戰略抉擇。它告訴我們：

唯有在關鍵領域掌握核心技術，才能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贏得主動；唯有在創新賽道上并跑領跑，才能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不竭動力。

領跑者沒有路標，只能自己開路；追光者沒有火炬，只能自己發光。

這，正是“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的深刻意涵——讓中國式現代化在創新驅動中勇立潮頭。

四、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從制度完善向治理效能躍遷

在七大主要目標中，如果說科技自立自強解決的是“動力夠不夠”的問題，那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解決的就是“機制順不順”的問題。二者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

那么，“十五五”時期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邏輯，可以從哪幾個維度來把握呢？

在動力之源上，新質生產力正倒逼著改革。

如果說過去改革開放更多是制度變遷帶來的發展紅利，那么新質生產力的崛起，則是技術革命驅動的深層變革。

生產力的躍升，必然要求生產關系與之適應；發展動能的轉換，必然要求上層建筑同步調整。

規劃從制度層面作出回應：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新質生產力創造市場空間；加快培育新動能，促進結構優化升級；做優增量、盤活存量，讓資源向高效率領域流動。

在歷史方位上，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將落地深化。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統部署，為新時代改革指明了方向。而“十五五”規劃，正是將三中全會擘畫的改革藍圖，轉化為五年周期的具體施工圖。

三中全會解決的是“改什么、怎么改”的頂層設計；四中全會和“十五五”規劃解決的是“誰來改、何時改、改成什么樣”的落地落實。

從一次性的制度部署，到貫穿日常工作的系統推進——這正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獨特定位。

在內涵突破上，四重之新將標定改革新高度。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究竟“新”在哪里？

一是動力之新。從“主動選擇”到“被動倒逼”。新質生產力的快速發展，正在倒逼改革加速推進。當技術跑在了制度前面，當創新突破了規則邊界，改革就成了“不改就跟不上、不調整就會被甩下”的必然選擇。

二是能力之新。從“技術受限”到“技術賦能”。過去無法突破的制度難題，在新質生產力條件下可能迎刃而解。數據確權、人工智能治理、平臺經濟規范——區塊鏈、智能合約、算法治理，正在為這些“老問題”提供“新解法”。

三是空間之新。從“向內發力”到“內外統籌”。中國全球影響力擴大后，改革不再限于國內。制度型開放、高標準經貿規則對接、海外利益保護——這些“走出去”的改革命題，是過去從未遇到的新挑戰。

四是方式之新。從“運動推進”到“常態運行”。改革不再是“一次性”的會議部署，而是“持續性”的系統集成；不再是“運動式”的集中推進，而是“常態化”的制度運行。

在躍升路徑上，將從“制度完善”到“治理效能”轉化。

“十五五”規劃將“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列為主要目標之一。這不是對過去改革的修修補補，而是對制度體系的系統重塑。

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國資國企改革，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科技體制改革，激發科研人員創新活力。

當要素能夠自由流動，當企業能夠公平競爭，當創新能夠順暢轉化——制度優勢就能轉化為治理效能，治理效能就能轉化為發展動能。

在“十五五”起飛的關鍵時期，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動力之源，也是制度之基。它告訴我們：

唯有在新質生產力的倒逼中推進改革，才能讓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始終與生產力同頻共振；唯有在系統集成中追求治理效能，才能讓改革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這，正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的深刻意涵——讓中國式現代化在制度創新中破浪前行。

五、社會文明程度明顯提升，從文化自信向文明自覺躍升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躍遷時刻”，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絕非孤立的文化建設。

它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辯證邏輯使然——文化作為上層建筑的核心，始終服務于現代化實踐；而當生產力發生根本性變革時，上層建筑也必須隨之迭代升級。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其發展，是中華文明歷史邏輯、現代化發展邏輯、共產主義運動邏輯三者深度融合的產物。

這正是“十五五”規劃將“社會文明程度明顯提升”列為主要目標的深層原因，也是新質生產力出現后文明發展的必然要求。

在邏輯根基上，三重深度融合，奠定文明發展的“起飛機身”。

中華文明歷史邏輯，提供的是深厚的文化底蘊——五千年文明積淀，是社會文明提升的“壓艙石”。

現代化發展邏輯，要求的是與時俱進的現代文化——開放包容、與時俱進，是文明發展的“動力系統”。

共產主義運動邏輯，即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先進文化，是文明建設的根本遵循——它通過“兩個結合”，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度融合并創新發展。

這三重邏輯有機統一，共同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文明形態的“機身結構”。機身不牢，飛得再快也會散架；根基不深，爬得再高也會搖晃。

在發展動能上，新質生產力倒逼文化上層建筑迭代升級。

新質生產力不僅改變了物質生產方式，更對文化上層建筑提出了全新要求。

當人工智能開始“創作”，當數智技術重塑傳播，當平臺成為文化生產的主陣地——文化的內容、形態、傳播方式都在發生根本性變革。

作為新質生產力在文化領域的延伸，“文化新質生產力”正以數智技術與文化資源的深度融合，推動文化生產全鏈條變革。

這種變革不是漸進改良，而是系統重塑。它倒逼文化建設從“跟跑”走向“并跑”，從“并跑”走向“領跑”。

“社會文明程度明顯提升”這一目標，正是對這一文明躍遷的戰略回應——它要求文化建設與新質生產力發展同頻共振，為“起飛”提供與之匹配的上層建筑支撐。

在階段標志上，從“文化自信”向“文明自覺”躍升。

文化自信，是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與堅定信念——它解決的是“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的問題。

文明自覺，則是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立足自身主體性，主動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它回答的是“我們向哪里去、我們能為人類文明貢獻什么”的問題。

從“自信”到“自覺”，一字之變，內涵迥異。

自信是“站穩腳跟”，自覺是“主動引領”；自信是“知道自己好在哪里”，自覺是“讓別人也知道好在哪里，并愿意跟你一起走”?！笆逦濉币巹澨岢觥凹ぐl文化創新活力”“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正是這一躍升的實踐指向。

如果說“十四五”我們完成了文化自信的奠基，那么“十五五”就是向文明自覺發起沖擊的關鍵窗口期。

這是“起飛”階段的文明使命——不僅要飛得高，更要飛得正；不僅要自己飛得好，還要為人類文明新形態探索新航路。

在實踐路徑上，三大載體支撐文明自覺落地生根。

文明自覺不是抽象的口號，它需要具體的載體來落地。

意識形態層面，堅守馬克思主義指導，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鞏固壯大主流輿論——這是文明自覺的“方向盤”。

文化生產層面，依托新質生產力革新文化傳播與生產模式，讓優質內容“飛入尋常百姓家”——這是文明自覺的“發動機”。

文化事業層面，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讓文明成果惠及全民——這是文明自覺的“客艙”。

三大載體相互支撐，共同構成文明自覺從理念到實踐的完整鏈條。規劃提出的“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國家軟實力”，正是這一路徑的具體展開。

在價值導向上，“以人民為中心”貫穿文明提升全過程。

文明提升的最終落腳點，是人民精神生活的充實與幸福感的提升。它不是精英的自我標榜，而是人民可感可觸的文化獲得；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說教，而是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

從博物館的免費開放到鄉村文化站的普及，從傳統文化的數字化呈現到全民閱讀的推廣——每一項文化惠民舉措，都是“以人民為中心”在文明建設中的生動體現。

在“十五五”起飛的關鍵時期，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不是“起飛”的裝飾，而是“起飛”的“航向儀”和“壓艙石”——它確保我們在技術狂飆的時代，依然知道為什么飛、飛向哪里。

讓文明自覺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底色。

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是中國式現代化從“物質積累”邁向“精神豐盈”的關鍵一躍。它要求我們以文化上層建筑精準服務新質生產力發展，以文明自覺引領現代化航向，推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同共進。

在“十五五”起飛的關鍵時期，這，正是“社會文明程度明顯提升”的深刻意涵——讓文化自信升華為文明自覺，讓中國式現代化所推動的整體文明形態，在歷史躍遷中行穩致遠。

六、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從基本保障向優質均衡躍升

要理解“十五五”規劃為何將“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作為七大目標之一，就需要從“人民至上”這一根本原則來把握。這一目標的實質，是推動人民生活品質從基本保障向優質均衡躍升。

人民至上的一體兩面，在于發展既依靠人民，又為了人民。

依靠人民，是因為人民是現代化建設的動力源泉——沒有億萬人民的辛勤勞動、創新創造，高質量發展就是空中樓閣。

為了人民，是因為人民是現代化建設的最終目的——發展的全部意義，最終要落腳到人民生活的持續改善上。

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正是將“依靠人民”與“為了人民”熔鑄于一體的戰略表達。

“十五五”時期，我們既要通過“投資于人”釋放人力資本紅利，為新質生產力提供不竭動力；又要把高質量發展的成果轉化為人民可感可及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正如飛機起飛，引擎再強、速度再快，最終的目的地永遠是乘客的幸福抵達。人民，既是這架飛機的建設者，也是它的享有者。

從“基本保障”到“優質均衡”，標示著人民生活躍升的階段性特征。

“基本保障”解決的是“有沒有”的問題——“十四五”期間，我國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5.4%，城鎮新增就業累計6242萬人，基本公共服務實現了從無到有的歷史性跨越。

而“優質均衡”要解決的是“好不好”的問題——規劃綱要將“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列為主要目標，明確提出“高質量充分就業”“收入分配結構優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升”。

這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既有基礎上的系統性升級：從“兜底”到“提質”，從“覆蓋”到“均衡”，從“滿足基本需求”到“創造美好生活”。

這一躍升的實質，是高質量發展的“質”從經濟領域向民生領域的延伸——產業結構的優化、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最終都要轉化為老百姓餐桌上更豐富的選擇、醫院里更便捷的服務、校園里更優質的教育。

“投資于人”，是在高質量發展中創造高品質生活的關鍵路徑。

規劃綱要明確強調“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這標志著發展邏輯的深刻轉變：人不再只是發展的“工具”，更是發展的“目的”。

投資于人，三重意涵層層遞進。

投資教育，讓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1.3年提高到11.7年，擴大優質本科和研究生招生規模，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

投資健康，讓人均預期壽命從79歲以上提高到80歲，健全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優質高效醫療服務體系，讓每個人都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投資保障，完善養老、托育、社保等制度，讓百姓“敢消費”“愿消費”，讓“一老一小”得到妥善照護。

這三重投資，不是發展的“成本”，而是發展的“投資回報”——它既通過提升人力資本為經濟增長注入持久動能，又通過釋放消費潛力為內需擴張打開空間，形成“民生改善→人力資本提升→經濟增長→民生再改善”的良性循環。

高品質生活，正是在這種循環中從愿景變為現實。

優質均衡，是在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中推進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優質”意味著品質提升——從“有學上”到“上好學”，從“看得起病”到“看得好病”，從“老有所養”到“老有頤養”，規劃綱要在教育、醫療、養老、托育等領域部署了一系列提質工程。

“均衡”意味著機會公平——規劃提出“全面推進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逐步縮小城鄉、區域、群體之間的差距。

讓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也能在流入地接受公平教育，讓偏遠山區的老人也能享受到便捷的醫療服務，讓每一位勞動者都能在公平的環境中實現自身價值。

而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則通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來實現。

在“十五五”起飛的關鍵時期，人民生活品質的不斷提高，不是“起飛”后的“副產品”，而是“起飛”本身的“目的地”。

讓中國式現代化的這架航班，在億萬人民的共同奮斗中，沖破云霄、抵達更加美好的目的地——這，正是“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的深刻意涵。

七、美麗中國建設取得新的重大進展，從環境治理向生態共治躍升

要理解“十五五”規劃為何將“美麗中國建設取得新的重大進展”作為七大目標之一，需立足“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這一根本判斷。

這一目標的實質，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從“環境治理”向“生態共治”的系統性躍升。

綠色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底色，更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中國式現代化摒棄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核心；高質量發展則要求綠色成為核心內涵而非附加選項。

綠色既是破解資源環境約束的關鍵路徑，也是承載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向往的價值歸宿，更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核心要義——它與其他四大建設協同發力，共同構成中國式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的鮮明底色。

“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這并非簡單環保要求，而是發展理念與模式的深刻變革。

“十五五”之前，我國生態建設以污染防治攻堅為核心，側重末端治理、被動應對；從“十五五”開始，重心轉向全方位生態提升，鞏固污染防治成果、優化生態品質，推動美麗中國建設從“補短板”向“提品質”轉變，這正是從“環境治理”向“生態共治”躍升的生動體現。

“雙碳”是牽引，更是重塑發展底色的戰略動力。

“十五五”時期，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累計降低17%，2026年降低3.8%左右，較“十四五”略有提升，既強化減排約束，又為產業轉型和能源安全預留空間。

我國正從“能耗雙控”全面轉向“碳排放雙控”，核心是從“看能耗”轉向“看碳排”，精準引導能源、產業結構優化，鼓勵可再生能源發展，嚴控化石能源消費。

綠色轉型正重塑企業競爭邏輯，未來市場競爭不僅比拼成本和產能，更取決于碳管理、技術升級和綠色認證能力，綠色低碳已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

從“環境治理”到“生態共治”，是治理邏輯的根本轉變。

“環境治理”以政府主導、末端應對為主，聚焦解決已發生的生態問題；“生態共治”則強調全社會協同參與、源頭預防，形成政府、企業、公眾聯動的治理格局，讓生態保護成為全民自覺。

這一轉變有堅實法治保障，2026年8月15日起生態環境法典將正式施行，它集成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成果，為全社會生態治理提供統一法律遵循，筑牢美麗中國建設的法治根基。

綠色轉型，正在重塑中國發展的動能與底色。

我國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已歷史性超過化石能源，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體系；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光伏組件、風電裝備規模均居全球前列，“新三樣”成為出口新名片，綠色低碳產業成為經濟增長新動力。

綠色轉型不是發展“減速器”，而是新舊動能轉換的“催化劑”，更是“十五五”起飛階段的“新引擎”，推動產業高端化、綠色化轉型，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動力。

綠色生產生活方式，正在從理念走向日常。

“十五五”規劃明確“綠色生產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的目標，垃圾分類、低碳出行、綠色消費等已融入經濟社會各領域，綠色成為發展的鮮明印記。

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二者深度融合，推動技術創新向綠色低碳轉型，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綠色動能。

在“十五五”起飛關鍵期，美麗中國建設不是“裝飾”，而是“底色”，決定著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姿態。

讓綠色成為中國式現代化最鮮明的標識，讓美麗中國圖景在神州大地鋪展，正是這一目標的深刻意涵。

八、國家安全屏障更加鞏固，從風險防控向安全保障躍升

正如飛機飛行，既需要引擎推動起飛，也需要剎車系統確保安全。引擎提供動力，剎車控制風險——二者缺一不可。

同樣，中國式現代化也需要發展與安全協同發力，這也是“十五五”規劃將“國家安全屏障更加鞏固”列為七大目標之一的核心邏輯。

這一目標的實質，是推動國家安全工作向系統性安全保障躍升，為中國式現代化“起飛”筑牢安全底座。

安全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底線支撐，更是高質量發展的前提保障。

中國式現代化越是處于“起飛爬升”關鍵階段，越需要安全作為支撐。

國家安全既是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核心，也是守護人民幸福安康的前提，是高質量發展的“壓艙石”。

沒有安全穩定的環境，新質生產力培育、產業升級、民生改善等事業都無從談起；唯有筑牢安全屏障，才能為中國式現代化航船保駕護航，實現發展與安全良性互動。

“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快構建新安全格局，增強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戰略主動，彰顯了新時代國家安全理念與實踐的鮮明導向。

“十五五”時期，我國國家安全工作重心聚焦全方位、系統性安全保障，既要防范化解各類風險隱患，更要主動構建全域、全程、全員的安全體系，推動國家安全從“被動防御”向“主動塑造”轉變，這正是安全保障建設的核心內涵與實踐方向。

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安全保障建設的根本遵循。

“十五五”時期，我國將堅持以戰略為先導、法治為保障、風險防控為落腳點，鞏固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領導體制，完善相關法治、戰略、政策體系。

這一布局打破單一領域治理局限，涵蓋政治、經濟、科技、網絡、生態等各領域，實現全方位安全保障。

其中，政治安全是首要任務，將堅定維護政權、制度、意識形態安全，嚴厲打擊敵對勢力破壞活動；同時強化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讓安全保障覆蓋中國式現代化全過程。

科技賦能與雙向融合，為安全保障注入新動能。

“十五五”時期，國家安全保障正從“經驗防控”向“科技防控”轉型，運用數智技術提升風險預警、應急處置的精準度和效率，讓安全保障更具科學性、主動性。

更重要的是，推動新質生產力同新質戰斗力高效融合，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

新質生產力為新質戰斗力提供源頭供給，新質戰斗力為新質生產力提供安全保障，二者協同發力，破解發展與安全“兩難”困境。

全方位安全保障，彰顯治理邏輯的系統性變革。

“十五五”時期的安全保障，核心是主動塑造、系統構建，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全域治理格局，強化國家安全責任制，促進全鏈條全要素協同聯動，讓安全成為全民自覺。

這一治理模式有堅實法治與制度保障，通過完善國家安全法治體系、強化國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線，同時完善涉外安全機制，加強反制裁、反干預斗爭，牢牢掌握戰略主動。

在“十五五”起飛關鍵期，國家安全屏障不是“附加項”，而是“安全舵”，確保中國式現代化航船在復雜環境中行穩致遠。

筑牢全域安全屏障，強化全方位安全保障，為中國式現代化保駕護航，讓發展更有底氣、人民更有安全感——這，正是“國家安全屏障更加鞏固”的深刻意涵。

九、七大目標，何以標定中國式現代化的躍遷坐標？

從“十五五”七大目標的具體部署，到四重邏輯的深層支撐，我們走過了一條從目標到邏輯、從實踐到本質的完整路徑?，F在，七大目標的核心內涵已經清晰呈現，它們究竟以怎樣的方式，標定中國式現代化的“躍遷時刻”、錨定發展坐標？

七大目標不是隨意設定的，而是中國式現代化內在邏輯的必然產物。

它們不是寫在規劃綱要上的簡單指標，而是藏在中國式現代化“起飛爬升”關鍵期背后的歷史必然、時代必然、實踐必然。

“十三五”“十四五”的發展積淀，2035年遠景目標的使命牽引，數字智能文明轉型的時代機遇，共同“規定”了這七大目標；

國家戰略演進與發展質量提升的統一，現代化布局與人民需求的統一，歷史傳承與時代創新的統一，共同“凝練”了這七大目標。

正是這七大目標，讓中國式現代化在關鍵躍遷期有了清晰的前行坐標，讓“起飛”之路有了明確的方向指引。

七大目標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支撐、層層遞進的行動綱領。

高質量發展與科技自立自強是核心引擎，全面深化改革是制度保障，社會文明提升與美麗中國建設是精神底色與生態根基，人民生活品質提高是價值歸宿，國家安全屏障是底線守護。

七者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閉環——引擎供動力，制度強支撐，底色固根基，歸宿明方向，底線保長遠。

它們貫穿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過程、各領域，決定著躍遷的速度、質量與成色，是“起飛”階段不可或缺的“四梁八柱”。

七大目標不是抽象宣示，而是中國式現代化躍遷的價值靈魂與實踐遵循。

沒有高質量發展與科技自立自強，躍遷就會失去核心動能；沒有全面深化改革，躍遷就會失去制度支撐；沒有社會文明與生態建設，躍遷就會失去精神與生態底色；沒有民生品質提升，躍遷就會失去價值意義；沒有安全屏障筑牢，躍遷就會失去底線保障。

七大目標，正是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實現從“追趕型”向“引領型”躍升的深層密碼，是“十五五”時期推動發展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的核心抓手。

七大目標，何以標定中國式現代化的躍遷坐標？

高質量發展與科技自立自強，標的是“動力坐標”——在新質生產力的驅動下，推動經濟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跨越，為躍遷注入不竭動力，讓“起飛”的引擎全速運轉；

全面深化改革，標的是“制度坐標”——通過制度創新破除發展梗阻，推動治理效能提升，為躍遷提供堅實制度支撐，讓“起飛”的路徑更加順暢；

社會文明程度提升，標的是“精神坐標”——推動文化自信向文明自覺躍升，為躍遷注入精神力量，讓“起飛”的航向始終堅定；

美麗中國建設，標的是“生態坐標”——推動環境治理向生態共治轉型，筑牢綠色發展底色，讓“起飛”的過程更具韌性；

人民生活品質提高，標的是“價值坐標”——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讓躍遷成果惠及全體人民，讓“起飛”的最終歸宿始終溫暖；

國家安全屏障鞏固，標的是“底線坐標”——筑牢安全底線，讓“起飛”的航程行穩致遠。

動力、制度、精神、生態、價值、底線——七大目標，六重坐標，共同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躍遷的完整指引，回答了開篇之問：何以標定躍遷坐標？答案就藏在這七大目標的協同發力之中。

“十五五”的躍遷跑道已經鋪就，起飛的時刻就在眼前。七大目標，正是這架中國式現代化航班的“導航儀”——它錨定躍遷方向，確保我們不偏航、不迷向；它校準發展姿態，確保我們提速度、保質量；它凝聚奮進力量，確保我們聚合力、共前行。

這，正是“七大目標，何以標定中國式現代化的躍遷坐標”的最終答案。

（作者為上海高校智庫·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