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3月24日上午，一名自稱日本自衛隊現役官員的不法之徒翻墻強行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并威脅要以“神的名義”殺死中國外交人員。這一事件性質極其惡劣，不僅嚴重威脅中國駐日大使館的安全，也再次暴露出日本社會近年來針對中國公民、中國機構的敵意與暴力風險正在上升。

資料圖：日本民眾穿過澀谷車站前的交叉路口。 中新社記者 呂少威 攝

而若將這一事件置于更廣泛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中觀察，那么，其背后正是日本國內長期被人為放大的對華對立情緒。而這一氛圍的形成，與高市早苗政府的對華政策導向密切相關。

從國際法律層面看，保障外國使領館安全，是東道國不可推卸的責任。根據《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駐外使館享有不可侵犯權，東道國必須采取一切適當措施予以保護。但此次事件中，日本不法之徒不僅能夠翻墻進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內，還公開發表極端威脅言論，說明日本在外交安全防范方面存在明顯漏洞。這種“突破底線”的行為，絕不能被簡單視為個體極端行為，而應引起日本政府對整體社會安全環境的反思。

此類針對中國的敵意行為并非孤例。近年來，日本社會中針對中國公民的騷擾、辱罵乃至暴力事件呈上升趨勢，中國駐日本機構也多次遭遇電話恐嚇、網絡攻擊甚至現實沖擊。這些具體事件的背后，是日本輿論環境的持續惡化。一些日本政客與媒體不斷渲染所謂“中國威脅”，將地緣政治競爭簡單轉化為民族情緒對立，進而在社會層面制造出一種對中國的系統性不信任甚至敵意。

而在這一過程中，高市政府無疑負有重要責任。自其上臺以來，對華政策明顯趨于消極強硬，不僅在安全議題上不斷配合美國強化對華遏制，還在國內政治敘事中反復強調所謂“價值觀對立”和“安全威脅”。當日本政府不斷強化對中國的負面敘事時，社會公眾容易將國家間的結構性矛盾轉化為對具體人群的情緒宣泄，中國公民、中國機構因此成為“替代性目標”，而個別極端分子則在這種氛圍中獲得心理上的“正當性”。此次不法之徒威脅要以所謂“神的名義”殺死中國外交人員，正體現出其行為已帶有某種極端化、意識形態化傾向，這絕非偶然。

此外，日本近年來在安全與軍事領域的快速轉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社會的緊張氛圍。從擴大防衛預算、發展進攻性武器，到強化情報體系建設，日本不斷強化“安全焦慮敘事”。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往往被塑造成主要“假想敵”。當這種敘事與日本國內政治動員結合時，其結果將直接反映在社會心理層面的對外排斥與敵意。因此，此次事件的嚴重性不僅在于其直接帶來的威脅，更在于其象征意義——它是日本社會對華情緒惡化的一個縮影。如果任由這種趨勢發展，不僅中國公民與機構的安全難以得到保障，也將進一步損害中日關系的基本互信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說，此次闖館事件不應僅被視為一場治安事件，而應成為一個對日本的警示：當政治敘事持續走向對抗，當社會情緒不斷被放大，最終承擔代價的，將是整個社會的安全與理性。日本若不能及時糾偏，其對華關系乃至自身國際形象，都將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

(本文在中新網“國際識局”欄目刊發，作者陳洋系青年日本問題學者、海頤智庫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遼寧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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