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26年年會期間，新加坡總理黃循財表示，新加坡愿同中國深化包括自貿港建設等多個領域的合作關系，認為新中兩國可借此契機進一步加強兩地自貿港之間的聯系，以加強各自作為區域門戶的角色和進一步拉近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距離。

誠然，新加坡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就以自貿港聞名于世，但從東南亞地區來看，自貿港的發展如今正在起勢，而中國與東盟國家加強自貿港合作在當前的地區和國際形勢下則頗具現實與戰略價值。

理解自貿港的內涵及其主要特征，是探討中國—東盟自貿港合作現實與戰略價值的基礎。從定義上看，自貿港是自由貿易港的簡稱，指的是設在國家或地區境內、海關管理關卡之外的特定區域，允許境外貨物、資金、人員自由進出，對進出港區的全部或大部分貨物免征關稅，并準許在港內開展貨物自由儲存、展覽、加工、制造等業務活動。從特征來看，自貿港的建立與發展要求有高度開放的貿易政策、寬松的投資環境、特殊的監管模式和配套的服務體系。作為全球化的產物和推動力量，自貿港政策既是展現一個國家對外開放姿態的重要象征，也是一個國家和地區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平臺和窗口。

在博鰲亞洲論壇2026年年會期間，海南自貿港正式迎來封關百日。在過去的一百天里，海南自貿港以其實實在在的成就對外展示了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姿態。相關數據顯示，自封關以來，新增備案外貿企業7503家，同比增長65.7%；新增外資企業737家，同比增長超三成；外貿進出口額超800億元，同比增長32.9%。海南自貿港的良好發展勢頭，或許正是新加坡方面想要與中方合作的根本原因。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中國與東盟國家開展自貿港相關合作的巨大潛力。

如今，中國和東盟國家的自貿港與自貿區政策正在起勢。除海南自貿港外，中國已在“十四五”期間設立22個自貿試驗區，形成了沿海、沿邊、內陸全方位開放格局；而在東南亞，除新加坡自貿港外，東盟多個國家也設立了類似的特區或自貿區，如馬來西亞的柔新經濟特區、印尼的巴淡島自貿區等。不可否認，自貿港之間，特別是區域內相鄰近的自貿港之間，或多或少會存在著一定的業務競爭關系。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中國與東盟各國的自貿區各有其側重點。比如，海南自貿港聚焦加工貿易、跨境電商、生物醫藥等產業，新加坡則擅長金融、服務業等領域，柔新經濟特區重在承接新加坡的外溢產業，巴淡島自貿區則重在電子電氣、船舶和數據產業等。可見，中國與東盟國家自貿港、自貿區的合作存在很大的互補性。在中國—東盟自貿區3.0時代，地區內自貿港、自貿區合作網絡的建立，對中國和東盟各國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更為重要的是，當前國際環境日益呈現出不確定、不穩定的特征。在國際體系面臨嚴峻挑戰、地緣政治博弈加劇全球經濟風險的背景下，中國—東盟自貿港合作的戰略價值更加凸顯。其一，自貿港合作將展示中國與東盟國家探索靈活務實合作模式、強化多邊主義的決心。自貿港網絡的建立，將實實在在拉近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距離，為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提供更大的動力。其二，自貿港是規則制定和標準引領的象征。海南自貿港承載著中國面向東盟國家探索和推進制度型開放的使命，因此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自貿港合作，將為雙方在貿易便利化、投資便利化、知識產權保護、數據流動等方面的合作提供新平臺，為構建和維護公平公正、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國際經濟秩序貢獻新力量。

或許，中國—東盟自貿港合作將很快迎來契機。作為東盟2027年輪值主席國，新加坡計劃推動東盟與中國深化自貿區升級合作，進一步促進區域一體化進程。而對“海南自貿港體現了中國擴大開放決心”的認識，也勢必將推動東盟國家與中國的自貿港合作邁開新的步伐。（作者是廣西民族大學東盟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