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6年度“世界幸福報告”日前發布。這份覆蓋140個國家、近10萬受訪者的權威調研，直指重度使用社交媒體是侵蝕全球年輕人幸福感的核心因素。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議題展開討論。
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游永恒：四川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
陸洪磊：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走出屏幕圍城，擁抱真實人間
張頤武
2026年度“世界幸福報告”針對年輕群體的調研結論，戳中了不少人的“痛點”。數據顯示，過去十年間，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25歲以下年輕人的生活滿意度呈現急劇下滑趨勢。報告明確指出，每日沉迷社交媒體超過7小時，個體幸福感會大幅降低，算法精準推送、精致網紅人設、圖片化攀比氛圍，再加上當下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不斷放大完美人設、制造同質化焦慮，更是層層加劇了青少年群體的精神內耗。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美國大學生坦言，自己使用社交平臺并非出于熱愛，而是迫于從眾壓力，甚至打心底里希望這類平臺徹底消失。這種“被迫使用又極度排斥”的矛盾狀態，正是當代部分年輕人在社媒漩渦中的真實寫照。
身處“數字化滲透”的時代，社交媒體早已跳出單純的娛樂范疇，成為年輕人學習、社交、求職、獲取信息的必備載體。徹底隔絕社媒、回歸無網生活既不現實，也無可能。年輕人想要破解幸福感流失的問題，從來不是走“一刀切”逃離的極端，而是要在虛擬與現實的拉扯中找準平衡，在算法裹挾中守住自我邊界，在焦慮內卷中重建內心秩序。唯有堅守善用而非濫用社媒、扎根真實而非沉溺虛擬、深耕自我而非盲目攀比的原則，才能掙脫精神困擾，把幸福感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社交媒體本身是中立的工具，并非幸福感的“天敵”，它既能成為拓寬認知邊界、連接遠方親友、捕捉時代機遇、尋找心靈慰藉的橋梁，也能變成消耗精力、制造焦慮、扭曲價值觀的泥潭。二者的區別，不在于是否使用社媒，而在于年輕人是否擁有主導權。
“世界幸福報告”的一組數據給人啟發：每日使用社交媒體時長少于1小時的人群，幸福感反而高于完全不接觸社媒的群體。這充分說明，適度且主動的使用，能讓社媒成為幸福的加分項，無節制的被動沉溺，才是痛苦的根源。
想要擺脫社媒焦慮，第一步是破除“被迫使用”的心態，建立清晰且可執行的使用邊界。戒掉無意識刷屏的陋習，給自己劃定固定的使用時段和場景，防止被碎片化信息打斷生活節奏。主動篩選內容生態，果斷取關、屏蔽那些制造容貌焦慮、職場內卷、攀比炫富的傳遞負面價值的賬號，轉而關注優質知識分享、治愈日常記錄、正向價值觀傳播的內容，讓社媒成為提升自我、舒緩心情的窗口，而非精神內耗的源頭。學會與社交媒體共生，在適應的同時能夠主動地掌握和利用，是人們當下生活的重要方面。
第二步是理性拆解網紅濾鏡，不必用別人的“人設片段”，來否定自己的真實日常。年輕人最重要的是要了解，社交媒體是服務生活的工具，而非生活的全部。不要把點贊量、評論數、粉絲量當作自我價值的標尺，不要因為別人的動態打亂自己的節奏，更不要被算法牽著鼻子陷入“越刷越想看、越看越焦慮”的死循環。當你從被動接收轉為主動篩選，從沉迷刷屏轉為理性使用，就能剝離社交媒體的負面屬性，讓它真正發揮連接世界、豐富生活的價值，而不是成為阻礙幸福的絆腳石。
當然，僅僅做到理性使用還遠遠不夠，想要真正找回幸福感，第三步更要打破虛擬依賴，主動扎根和投入現實生活。無數研究證明，重度社媒使用者的孤獨感、焦慮感遠高于普通人群，即便每天在線互動數十次、點贊無數條，內心依舊充滿空虛。究其本質，虛擬社交永遠無法替代現實生活的溫度，屏幕上的文字、表情包、語音，終究抵不過實實在在的現實生活。年輕人越是沉溺虛擬世界，就越容易脫離現實生活，進而陷入“越刷越孤獨，越孤獨越刷”的惡性循環，最終徹底迷失在數字泡沫里。找回幸福感，必須主動走出屏幕圍城，擁抱熱氣騰騰的真實人間。
用有力的認知力量，調解自我心理狀態
游永恒
由聯合國主導、牛津大學幸福研究中心與蓋洛普中心合作撰寫的2026年度“世界幸福報告”發現，“重度使用社交媒體正在侵蝕全球年輕人的個人幸福感”。這一結論呼應了近年來一些相關觀點，出于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和成癮風險的憂慮，法國、澳大利亞、西班牙等一些國家已開始通過法律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采取限制措施。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一代心理健康的影響不容忽視。網絡與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一方面為年輕人獲得信息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豐富的資源，使學習變得更容易，更具可及性，同時也給青少年交往提供了一個寬廣的平臺和表達空間。社交沒有了時空的限制，人們因為這種虛擬的“歸屬感”而不再“孤獨”。
但社交媒體對青少年一代心理的負面影響也很明顯：一是算法主導的內容推送投其所好，讓用戶被動接收大量與自己偏好相關的信息。這會讓認知與性格變得越來越偏執，難以接納不同的觀點。調查表明，青少年用社交媒體的時間越長，思維方式越簡單，越具排他性、批判性思維能力以及對不同認知的包容性越差。
二是社交媒體的使用一方面拓展了社交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讓人際交往越來越脫離生活而虛擬化。事實上沉溺于社交媒體，反而使青少年脫離了真實的社交。他們滿足于網上交友、網上傾訴。真實社交越孤獨，他們越缺少信任感，就依賴網絡社交，從而越來越脫離社會。
三是社交媒體中存在廣泛的“責任擴散”現象。由于沒有真實的接觸和時空上的疏遠，加上監管的困難，每個人都感覺自己對他人沒有多少責任，即使有責任也很難認定。這種情境中，人像戴著一種面具，容易表現出對他人不負責任的言行，包括攻擊性和欺騙性的行為。社交媒體有時已成為觸發“應激性事件”的平臺，無邊界傷害嚴重影響青少年一代的心理健康和主觀幸福體驗。
“世界幸福報告”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啟發，要重視社交媒體對人的心理健康，尤其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影響。為此，我們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大力提倡真實社交，不要讓虛擬的社交取代真實的生活。在現實的社交情景中，人們有更真實的情感表達，人與人相處更富有責任心和分寸感。它能讓人學到社交的技能，學到解決矛盾和沖突的方法，學會人與人之間尊重、理解和包容。
重要的是，青少年沉溺于網絡交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真實生活中缺少關懷從而感到內心的孤獨。成年人往往重點關心他們的學習和成績，而忽視了他們有多方面需求，這正是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需要反省的地方。
第二，大力提倡青少年一代多讀紙質書。讀紙質書能給學生帶來更深度的閱讀和持久的思考。傳統閱讀帶來的理性思維，是自我調節心理狀態最有力的認知力量。看紙質書更能讓人的知識形成體系，而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中形成的閱讀習慣，往往讓人的知識泡沫化、碎片化，從而令學習變得浮躁，思維變得膚淺。
第三，加強對社交媒體的監管。借鑒國外的經驗盡快立法，規范未成年人對網絡社交媒體的使用。教育青少年合理使用網絡社交媒體，學會自我保護，學會辨別虛假信息。同時加大對平臺的管理力度，堅決清除那些低俗、無聊以及各種誤導性的垃圾信息。
幸福是一種生活質量，一種感受和情緒體驗，它反映的是整體的生活品質。其中網絡社交媒體的使用已經構成人們幸福感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深刻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社交媒體對青少年一代心理健康的影響已引起了全球性的關注，我們在推進網絡和社交媒體的使用以及AI應用的時候，必須正視它可能帶來的問題，這是一種社會責任。
守住不被裹挾的自我，實現幸福覺醒
陸洪磊
本年度“世界幸福報告”道出當前一個矛盾現實：許多年輕人明明深受社交媒體困擾，卻又迫于社交和工作壓力，不得不被裹挾其中。在算法主導、流量至上的數字時代，年輕人的幸福感正在被“媒介化”悄悄稀釋。
所謂“媒介化”，即人的認知、情感和行為均受到媒介邏輯的深刻影響，這正是當代年輕人失去幸福感的主要癥結。朋友外出旅游的一條視頻，可以將你原本平靜的內心驟起羨慕的波瀾……
智能手機、社交媒體的出現，讓年輕人的私人時間和空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縮，尤其是那些將時間過度消耗在社交媒體上的年輕人。因此，找回失落的幸福，不僅需要年輕人主動掙脫內耗，擺脫被“媒介化”的宿命，更需要平臺扛起社會責任、讓算法回歸向善。
對年輕人而言，擺脫社交媒體帶來的精神焦慮，核心是從被動刷屏轉向主動生活，重新做回自己時間與情緒的主人。“世界幸福報告”已給出明確提示：每天使用社交媒體不足一小時的人，幸福感反而高于完全不用的人，而日均使用超過七小時，幸福感則會顯著降低。社交媒體并非幸福的敵人，不當的使用才是。
年輕人首先要為數字生活劃定清晰邊界，給現實生活留出足夠留白。比起漫無目的刷著別人精心修飾的生活，不如把時間投入到線下社交、興趣愛好、運動閱讀之中，在真實的體驗里獲得踏實的快樂。更重要的是，要勇敢跳出社交媒體制造的比較陷阱。真正的生活從不活在點贊和評論里，放下對虛擬認同的追逐，接納真實的自己，幸福感才會有扎根的土壤。
守護年輕人的幸福感，不能只靠個人自律，社交媒體平臺更要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從逐利邏輯轉向算法向善，從流量優先轉向健康引導。作為數字生態的構建者，平臺不能一味依靠刺激性內容、強提醒機制、無限信息流留住用戶，更不能靠制造焦慮、放大攀比換取流量。
具體措施方面，平臺可以主動優化算法推薦機制，減少炫富、容貌焦慮、極端對比等易引發他人精神內耗的內容推送，增加真實、溫暖、有價值的信息供給，讓算法不再是精神依賴的制造者，而成為正向生活的助力者。
平臺也需升級青少年保護模式，嚴格執行使用時長限制、夜間防沉迷提醒，取消誘導性彈窗與過度互動設計，降低用戶的成癮性依賴。
此外，凈化內容生態同樣刻不容緩。針對虛假網紅人設、過度包裝的生活展示、網絡暴力等不良現象，平臺應加大整治力度，讓社交媒體回歸“連接人、溫暖人”的本質，而非助長內卷與焦慮的溫床。
積極心理學家塔爾·班夏哈曾指出，幸福感的核心在于自主感、勝任感與歸屬感，而高度商業化的社交媒體，恰恰在不斷削弱個體的自主選擇與真實聯結。社會學家雪莉·特克爾也在《群體性孤獨》中判斷，數字連接越是密集，人們在現實中的情感能力反而越容易退化，最終陷入“在一起卻很孤獨”的困境。所以，社交媒體對幸福感的侵蝕，本質上是虛擬關系對真實生活的擠壓，是外在評價對內在感受的替代。
這也就意味著，社交媒體與年輕人幸福感之間的矛盾，并非簡單的使用時長問題，而是技術邏輯、商業邏輯與人類心理需求、社會需求的結構性沖突。這種沖突只能在個人邊界意識的覺醒、平臺責任的歸位，以及社會對幸福認知的回歸中，逐步達成新的平衡。
對于身處其中的年輕人而言，真正的幸福覺醒，并非逃離數字世界，而是在數字與現實之間，守住不被裹挾的自我，找回不被定義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