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比利時首相德韋弗聲稱中國“正在摧毀我們的經濟”，并呼吁歐盟“對華采取更強硬反制措施”。這類聲音在西方輿論場并不鮮見。從布魯塞爾到華盛頓，一種以“中國經濟威脅”為核心的敘事正在被反復炒作。與二十年前聚焦廉價勞動力出口的論調不同，當前版本將中國在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以及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發展，描繪成對西方工業體系的“系統性侵占”。然而，這種敘事套用二十年前的分析框架，試圖解讀一個已經發生結構性變化的全球經濟現實，其結論自然難以成立。

誤區一：將“可及性革命”誤解為“市場搶占”

部分西方觀察者看到中國正在從傳統制造邁向高技術領域，便稱這是對既有產業版圖的“搶占”。但這個判斷隱含了一個錯誤的前提——全球市場是靜態的、有限的。

現實恰恰相反。在能源轉型與數字經濟的驅動下，全球市場正在快速擴容。真正的變化不是“誰替代誰”，而是誰能夠把原來高成本的技術，轉化為大規?？韶摀幕A設施。

以新能源為例，光伏組件價格在過去十余年間下降超過90%，儲能成本同步下降，使清潔能源從“高端選擇”變為“普遍可行方案”。國際能源署測算，到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車需求量將達4500萬輛，光伏新增裝機需求將達820吉瓦，分別是2022年的4.5倍和4倍。在全球超過130個國家和地區提出碳中和目標的背景下，綠色產能的需求遠大于既有產出。所謂“產能過剩”的片面指責，在真實的市場需求面前難以成立。

這種“降本普及”產生了兩個直接效果：它讓歐洲的能源轉型有了可負擔的技術支撐，也讓廣大發展中國家得以跨越“高成本清潔技術”的門檻。

如果說新能源領域的“中國故事”容易被地緣政治敘事遮蔽，那么人工智能領域的Token（詞元）出海，則提供了一個更具說服力的案例。據全球最大AI模型API聚合平臺OpenRouter的數據，2026年2月，中國大模型的Token周調用量達到4.12萬億，首次全面超越美國；在全球調用量排名前五的模型中，中國獨占四席。

Token是AI世界的基本計量單位，堪稱“數字石油”。運行大模型、調用Token的核心成本是電力和算力。得益于“東數西算”等國家級布局，中國西部數據中心的綠電成本僅為歐美同期工業電價的1/3至1/5。于是我們看到：MiniMax M2.5百萬Token輸入價僅0.3美元，是海外同級別模型的5%；DeepSeek的百萬Token價格只有海外競品的約1%。

高質價比的Token接住了原本被算力成本擋在門外的市場參與者，使得拉美、東南亞等新興市場的中小企業，能夠用極低成本雇傭自己的“數字員工”。這本質上是一場惠及全球的“技術可及性革命”：它改變的不僅是價格，更是技術擴散的方式——從“少數擁有”走向“廣泛使用”。這不是搶占市場，而是擴大市場、重構市場、激活市場。

誤區二：將“資本輸出”誤解為“產業掠奪”

如果說貿易層面的競爭容易被渲染，那么中國企業在歐美的直接投資所創造的本地就業，則是實實在在的“機遇證據”。

美國彭博社近期刊登的一篇對比報道，提供了一個頗具說服力的視角。文章以福特汽車和寧德時代在德國的工廠為切入點，展現了中國資本對德國經濟的貢獻。早在1931年就扎根德國科隆的福特汽車公司，去年裁員1000人（占員工總數四分之一），生產線已改為單班制。而在四小時車程外的阿恩施塔特市，寧德時代耗資20億美元建造的工廠，目前雇用近2000名德國員工。彭博社由此得出結論：“在美國不斷試圖吸引投資與制造業回流本土之際，中國企業正在對外輸出資本與制成品，同時也在海外播撒下未來就業、生產力與創新發展的種子。”

這不是孤例。在匈牙利，寧德時代、比亞迪、億緯鋰能等企業的集聚，正在為這個面臨人口外流壓力的中東歐國家創造數以千計的新增崗位。在西班牙，寧德時代與斯泰蘭蒂斯集團合資建設的電池工廠，將培訓約3000名當地員工。在德國圖林根州，中國電池工廠讓寶馬、大眾這些本土車企的電動化轉型有了“家門口的電池心臟”。

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捕捉到了這一結構性變化：2025年上半年，中國對全球其他地區的投資規模首次超過美國，占全球對外投資總額的10%。當美國吸走了全球五分之一的外來投資時，歐盟吸引的外來投資額卻較此前六個月下降了45%。在此背景下，來自中國的投資更顯難能可貴。德國貨運巨頭敦豪航空貨運公司已開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中文服務人員，以搶抓中國投資潮帶來的商業機遇。

更重要的是，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正在實現從“產品輸出”向“技術轉移”的躍遷。在德國、匈牙利、西班牙的電池工廠里，中國技術專家正手把手培訓當地工人，傳授行業最前沿的制造工藝。知識不會因為分享而減少，只會因為擴散而增值。當這些掌握核心技術的歐洲工人成長為本國新能源產業的中堅力量時，誰還能說這是“產業掠奪”？

誤區三：將“內部結構問題”誤解為“外部競爭沖擊”

西方一些聲音將本國在前沿技術領域的競爭壓力，歸結為中國的“不公平競爭”或“產業掠奪”。這種論調不過是片面迎合了所謂對華“去風險”論調，卻嚴重偏離了經濟現實。

美國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領域感受到的競爭壓力，主要源于中國嗎？不。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自身：過去二十年，美國基礎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持續下降，兩黨惡斗讓《芯片法案》隨時可能被下一屆政府推翻，企業無法制定長期規劃；美國長達三十年的“去工業化”，更是流失了整整一代掌握精密制造技術的產業工人。

將這些“內傷”歸咎于“中國沖擊”，是一種經濟分析上的偷懶，更是典型的逃避責任、轉移矛盾。中國在研發投入上已位居世界第二，且每年保持近兩位數增長。我們正在做的，不是“搶占”誰的地盤，而是補齊基礎科學的短板，是用億萬人的勤勞和智慧攀登全人類共同的知識高峰。

更何況，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本身就是對世界的貢獻?！笆奈濉睍r期，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年均貢獻率保持在30%左右，2025年貨物進口額達18.5萬億元，連續17年成為全球第二大進口市場。從歐洲精密機床到美國農產品，從日本化妝品到韓國芯片材料，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正在源源不斷地為全球創造需求。

所謂“中國經濟威脅論”，本質上是對中國經濟發展貢獻的誤讀與偏見。對于西方而言，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是一場促進其自身改革的壓力測試。只要西方保持開放心態，中國就能幫助西方重新激發制造業活力，并為增加就業、緩解通脹、復蘇經濟增添助力，共同推動全球經濟走向更加均衡、包容、可持續的未來。（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魯東紅）

編審：高霈寧 邢硯薷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