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日本外務省最近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日本在東南亞丟了“最受信賴國家”頭銜，相關排名多年來首次落后于中國。這引發了日本輿論廣泛關注。而就當前現實來看，日本在東南亞又豈止是丟了“信賴”？本期“環球圓桌對話”就此展開討論。

房迪：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副教授

馬博：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許利平：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日本國家形象越來越走“下坡路”

房迪

日本外務省不久前發布2025財年在東南亞進行的涉日輿論調查結果。當被問及“最值得信賴的國家或機構”時，中國位居首位（22%），緊隨其后的是東盟自己（20%），日本位列第三（17%）。這是2021財年相關調查開始以來，日本排名首次落后于中國。這反映出東盟國家對日本的態度正由過去的高度信賴轉向更加審慎。

日本自戰后初期起就將東南亞地區視為本國核心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吉田茂和岸信介曾先后提出“亞洲版馬歇爾計劃”構想和“東南亞經濟開發基金”構想，旨在融合美國資金、日本技術和東南亞資源來推動地區經濟發展。雖然相關構想未能得到完整實施，但日本長期以“政府發展援助”（ODA）為手段，通過日元貸款、技術合作以及無償資金援助等，為東南亞國家提供多方面支持。

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期，東南亞國家對日貿易赤字激增，民間反日情緒上升。而在這一時期，東南亞已不僅僅是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市場，隨著日本能源需求快速增長，扼守馬六甲海峽的東南亞地區更成為維系日本國家能源安全的關鍵命脈。為此，1977年日本時任首相福田赳夫在菲律賓馬尼拉提出日本不做軍事大國、與東盟國家構建“心靈相通”的信賴關系以及平等相處等三項原則，即“福田主義”。在此背景下，日本大力推進ODA倍增計劃、東盟工業與文化交流項目以及人才培養、職業培訓、衛生保健和生產力提升機構建設等“心靈交流”事業。

根據日本財務省2026年1月發布的數據，2025年日本與東盟貿易總額達到338.31萬億日元，占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15.1%。長期以來，日本以經濟投入為支撐、以社會嵌入式建設為抓手，在東南亞地區保持較強的存在感和影響力。但近年來，日本國家安全戰略和發展路線加速調整，對東南亞的訴求逐漸從經濟合作轉向軍事安全合作，甚至試圖拉攏個別地區國家配合美國對華圍堵遏壓。

首先，日本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為抓手推動安全捆綁與陣營對抗。日本在新版國家安保戰略出臺后，開始通過向東南亞國家提供ODA之外的OSA來強化軍事合作。現任首相高市早苗上臺后，日本2026財年用于OSA項目的預算從2023年的20億日元激增至181億日元，并重點支持個別國家在南海地區與中國對抗，根本目的是與日本一起配合美國對華遏制戰略。這種做法實際是迫使東南亞國家選邊站隊，破壞地區總體上的安全穩定。

其次，高市發表涉臺錯誤言論，違背作為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一個中國原則。日本右翼勢力以鼓噪“中國威脅”和“周邊安全挑戰”等為幌子，謀求自我軍事松綁并且試圖對外用兵，嚴重損害其戰后以來試圖塑造的“和平國家”形象，也與其長期以來“遵守和維護國際秩序”的自我標榜相悖。這些操作只會推升地區摩擦和沖突風險，亞洲國家對于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愈發警惕。

再次，日本國內歷史修正主義加劇，喚醒東南亞民眾對于曾經遭受殖民侵略的創傷記憶。高市上臺后繼承并加大宣揚日本右翼所謂的“擺脫自虐史觀”立場。2025年10月在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期間，高市訪問馬來西亞日軍戰亡者墓園并獻花，卻只字未提日軍在二戰期間對東南亞國家的侵略暴行。高市的行為嚴重傷害了曾遭受日本殖民統治與戰爭侵害的東南亞國家及其民眾。

綜上所述，當前日本國內右傾化趨勢加劇以及強軍擴武動向，正在不斷侵蝕日本的國家形象。這次調查結果警示日本，在當前全球紛爭不斷、國際局勢復雜多變的背景下，世界需要的不是權力現實主義下的沖突與摩擦，而是需要切實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

為何中國贏得信賴

馬博

近些年來圍繞東南亞地區認知的多份調查，給出一個越來越清晰的結論：中國正日益被視為對東南亞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以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連續發布的《東南亞態勢報告》為例，2023年至2025年，中國均被認為是在經濟和政治上對東南亞最具影響力的國家。這些結論不是一次性或偶然性的輿論波動，而是地區力量結構、發展需求與外交理念等方面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這是中國綜合國力增長以及睦鄰友好政策在周邊地區的自然反應。在互利共贏合作中，中國與東盟國家在產業鏈、供應鏈和基礎設施體系等方面深入互嵌。迄今為止，中國已經連續17年穩居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東盟則連續6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2025年簽署的《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升級議定書》進一步把雙方合作從傳統貨物貿易擴展到數字經濟、綠色經濟、供應鏈聯通等新領域，《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全面實施也為這種合作升級提供了機制性保障。

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中老鐵路、雅萬高鐵、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中泰高鐵……這些項目把中國東盟合作轉化成了當地民眾可感知的出行便利和就業機會。在民生領域，中方持續向東盟國家提供發展援助，雙方在公共衛生、災害管理、數字轉型等領域的合作持續推進。

其次，中國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在東南亞乃至整個世界層面都越來越具“比較優勢”。長期以來，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互利共贏以及協商處理分歧等理念和原則，2003年即成為首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東盟對話伙伴，中方相關政策理念與“東盟方式”之間存在明顯的共鳴。相較之下，美國的東南亞政策往往受到國內政治周期牽引，呈現出搖擺性與工具性。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在地區多邊貿易機制供給上“退群”，濫施關稅對東盟國家經濟造成直接沖擊……類似做法都不斷侵蝕著美國在東南亞地區作為可靠伙伴的形象。面對一個在安全上高調介入但在促進地區發展方面三心二意的國家，東盟國家自然會審慎評估其可信度。在這點上，美國如此，近年來不斷炒作“安全敘事”的日本也是如此。

第三，東盟自身歷史經驗使其更容易與中國的不干涉內政等立場形成共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使東盟深刻認識到過度依賴外部安排的風險，進而加速推動以自身為基礎的區域架構，強調“東盟中心地位”和戰略自主。中國尊重“東盟中心地位”，不要求對方選邊站隊，不在合作中附加政治條件，這契合了東盟的核心訴求和現實處境。

同時還應看到，近年來中國與東盟的平等互利合作越來越呈現出“日常化”特征，從電商平臺、移動支付、跨境旅游到中文教育和短視頻傳播等，雙邊合作成果越來越多進入地區國家普通人的生活場景。多項調查顯示，東盟國家年輕群體和高學歷群體對中國的好感度更高，中國影響力的代際傳遞趨勢正在形成，這為中國東盟關系長遠深入發展奠定了社會民意基礎。

總的來看，中國在東南亞影響力居于首位，越來越受地區國家和民眾信賴，這來自于中國長期穩定發展帶來的經濟輻射和帶動效應，來自于中國對外政策的可預期性，另外還有東盟在危機記憶與地區秩序重建中對于戰略自主的堅持。說到底，東盟國家在對外合作中看的不是誰的口號喊得最響，而是看誰真正能夠提供尊重、穩定和增長。中國在東南亞備受信賴，正是因為地區國家和民眾清楚地看到：中國帶來的不是零和博弈的陰霾，而是共同發展的光明前景。

東南亞要穩定發展不要沖突對抗

許利平

二戰結束以來的很長一個時期，日本在東南亞國家和民眾中的形象相對正面甚至長期處于高位。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日本在戰后對東南亞推行“賠償外交”，以賠償為契機，通過經濟合作和政治溝通拉近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同時，日本經濟在戰后迎來一個快速發展期，并在地區層面形成“雁陣模式”，通過產業梯隊結構和資金、技術支持等帶動地區其他國家發展，東南亞是主要受益地區。另一方面，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日本動漫、音樂、游戲等文化產業在東南亞等地引發一股“哈日”風潮，作為“軟實力”的一部分幫助日本提升了在東南亞的形象。

但近年來，以輕“政府發展援助”（ODA）而重“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等一系列政策調整為標志，日本對外包括在東南亞地區越來越多地鼓噪和炒作所謂“安保”議題，試圖以“應對周邊安全威脅”等為幌子，推動突破“戰后體制束縛”、實現本國“再軍事化”等右翼政治議程。美國推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霸權主義給世界的穩定與發展帶來破壞，東南亞國家也深受其害。在此背景下，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扮演華盛頓“小跟班”角色，在東南亞還“自我加戲”地加大鼓噪遏華抗華，屢遭美國打臉卻又屢屢笑臉相迎，這些都暴露出日本毫無戰略自主可言的現狀。日方當前的諸多言行使其成為地區穩定和繁榮發展的風險性甚至破壞性因素，在東南亞地區愈發不被看好。

東南亞國家普遍渴望發展合作，不愿被迫選邊站隊、卷入大國博弈，深知那樣只會導致自身利益受損。就此而言，中國在與東盟關系發展過程中支持“東盟中心地位”，無論在理念還是在實踐層面都契合了地區國家的愿望和期待。在雙方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發展過程中，東盟深刻感受到了中國言行一致、高效務實的行事風格，這與美國“口惠而實不至”、日本摻雜越來越多政治動機的操作形成鮮明對比。

比如，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日本過去經常自己或配合美國在東南亞等地實施針對中國的制衡或擠壓操作，但即便搶下項目又經常在資金、技術和施工進度等方面“掉鏈子”。與之相比，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東盟互聯互通保持強勁發展勢頭，越來越多基礎設施項目成為雙方合作的生動注腳：中老鐵路開通以來持續發揮“黃金大通道”效應，成為連接東南亞內陸與海運通道的重要節點；雅萬高鐵讓印尼主要城市群之間的出行時間大幅縮短，顯著提升人流、物流與商業活動的融合度。這些項目為地區交通出行、產業分工、投資流動等帶來良好條件。在此過程中，東南亞國家更加認識到自身發展離不開與中國深化合作，更感受到“中國做事靠譜兒”。

當今時代，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加速演進。東南亞國家對于發展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新技術、新產業更加迫切。在這些領域，中國已經處于全球第一梯隊，從過去的跟跑、并跑，逐漸發展到現在在一些領域的領跑，這方面的“歷史經驗”以及諸多現實成果，對東南亞國家來說都難能可貴。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升級議定書的簽署和落實，使雙方經貿合作邁入更加開放、高效、現代化的新階段，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動能更加澎湃。另外，隨著雙方旅游、文化等領域交流愈發緊密，包括中國國潮品牌以及其他文化產品在東南亞尤其當地年輕人中受到越來越多喜愛，中國的影響力和受信賴程度大幅提升有了更多也更堅實的支撐。

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導致中東局勢動蕩，相關影響不斷外溢蔓延，原油、糧食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劇烈波動。對于普遍嚴重依賴能源進口的東南亞國家來說，這是“要穩定發展不要沖突對抗”的又一針清醒劑。在國際熱點地區局勢演變及其后果的現實映照下，日本政府越是煽風點火，越會引發地區國家側目。如果繼續固執于此，日本在東南亞不只是丟了“信賴”，還必然引發更多的警惕和直接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