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股中東資本“東進”的潮流涌向亞洲,其中香港尤其成為核心布局落點。有報道稱,2024—2025兩年間,中東資本年均凈流入香港約220億美元;而 2026年3月第一周,中東資金流入香港的規模就超過380億美元,單周規模接近過去兩年的總和。綜合來看,中東資本重倉香港并非簡單的短期避險行為,而是全球地緣結構重塑、貿易制度權力轉移等因素共同驅動下的長期戰略性再平衡。
長期以來,中東產油國依賴西方提供的安全保護傘及其主導的貿易結算體系。憑借稅制優勢、寬松監管和財富管理服務,迪拜、阿布扎比等地吸引了不少國際資本與高凈值家族進駐,一度成為全球資金眼中的新興財富中心。但近年來中東地區動蕩不斷,暴露了傳統西方安全架構的局限性。更關鍵的是,西方頻繁利用SWIFT系統和美元清算的制度性霸權,將金融通道武器化,這自然也讓持續向西投資的中東資本難以無動于衷。當航道安全難以保障,當國際貿易規則淪為單邊制裁的工具,關注長期性的中東主權資本必然會轉向“安全高地”。
中東資本已經意識到,未來全球范圍內的地緣動蕩恐將成為常態。因此,中東主權財富基金必須尋找中立、友好的司法管轄區來安放核心資產。與此同時,全球經濟重心也在加速向全球南方和亞洲轉移,包括中國在內,不少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新能源和數字經濟方面都已取得建樹,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環節。這與沙特“2030愿景”等轉型計劃不謀而合。
資本跟著產業鏈走,也會跟著更高效的制度走。為了規避美元武器化風險,中東國家也在加速推動本幣結算,資本東進正是構建獨立于單極美元體系之外、由新興市場共同參與的支付與儲備閉環的關鍵一步。
在這一布局中,香港之所以成為核心落點,源于其獨特的生態位與制度型開放優勢。香港是少有的既能深度接入中國內地龐大市場與產業鏈,又能無縫對接國際金融規則的樞紐。不同法系、不同貨幣、不同貿易規則在這里和諧共存,為中東資本提供了超越單一體系的制度選擇權。
更深層次看,香港正在助力構建“能源—金融—科技”的閉環,并以此重塑全球貿易規則。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一直是“石油人民幣”的回流池與投資地,近年來更主動對接中東資本需求,采取了發行伊斯蘭債券等一系列舉措。中東主權基金急于擺脫油氣依賴,尋求科技與綠色轉型,而中國在光伏、電動車等領域的領先優勢與之高度契合。香港作為融資平臺,有效促進了“中東資本+中國技術+全球市場”的三方合作,在這一過程中孕育出新的行業標準與貿易規范。
此外,中國堅持勸和促談的外交立場贏得了中東國家的政治信任。香港以其制度信譽,與歐美日益政治化的合規審查形成鮮明對比,展現出更具包容性的國際貿易治理理念。
本輪中東危機,正對全球資本釋放出舊有的全球地緣經濟秩序及西方壟斷權力加速崩塌的信號。中東資本重倉香港,是一場深思熟慮后的平衡與遷徙。在安全上,從依賴西方軍事保護轉向借靠東方市場韌性與外交中立;在經濟上,從“石油換美元”轉向“能源換發展”;在制度上,從被動接受單極規則的跟隨者轉向主動參與多元治理。風物長宜放眼量。在中東資本的加入下,香港將不僅僅是各路資金的避風港,更會成為全球貿易、產業深度熔煉的爐火,打造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國際金融與貿易新秩序。(作者是財經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