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外交、國防、公安“3+3”戰略對話機制首次部長級會議3月16日在河內舉行，這是繼2023年中國與印尼創立外長防長“2+2”對話機制后，中國周邊外交的又一制度性突破。從“2+2”到“3+3”，不僅僅是數字的疊加，更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東南亞這片熱土上的創新性發展寫下生動注腳。它標志著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間的戰略互信達到了又一高度，也向世界展示了對話合作、共謀和平這一時代潮流的強大生命力。

戰略對話機制并非中國首創，但中國是將其運用得最成功、賦予內涵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新中國的外交史就是一部通過對話增信釋疑、廣交朋友的歷史。從70余年前萬隆會議上強調“求同存異”，到本世紀初與主要大國建立各類戰略對話機制，中國始終相信“對話勝于對抗”。

進入新世紀，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外戰略對話從最初的“解釋政策、消除疑慮”，逐漸向“規劃關系、塑造議程”轉變。中美戰略對話于2005年開啟，中國也與俄、歐、日等主要力量中心建立起定期戰略對話框架。這表明：中國的對話外交，始終是開放的、包容的、與時俱進的。它脫胎于冷戰結束后經濟全球化的高潮，成型于應對傳統與非傳統安全交織的復雜挑戰，最終服務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長遠目標。

為何是中國與印尼、中國與越南？第一，這是雙邊關系“水到渠成”的結果。中國與印尼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正攜手構建具有地區和全球影響力的中印尼命運共同體；中國和越南是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正加快構建具有戰略意義的中越命運共同體。啟動中印尼外長防長“2+2”是打造高水平戰略互信的必然要求。中越“3+3”機制的誕生，也正值兩國各自邁入發展新階段——中國“十五五”規劃順利開局，越南開啟民族發展新紀元，雙方需要更高層次的平臺來統籌發展與安全。

第二，這是應對共同挑戰的現實需求。當前地區形勢復雜，既有大國博弈的地緣漣漪，也有跨國犯罪、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威脅。印尼作為東盟“領頭羊”，需要與中國就地區海上航道安全、防務合作進行更緊密協調。而對于擁有漫長陸地和海上邊界的中越而言，增加公安部長層面形成的“3+3”機制性對話，直指防范和抵御“顏色革命”、打擊網賭電詐和追逃追贓等緊迫議題，真正實現了雙方的全方位協作。

中國“戰略對話+”的落地，影響遠超雙邊范疇，具有極強的示范效應和輻射力。一是重塑了區域合作的“安全范式”。傳統“2+2”對話多見于軍事盟國之間，帶有較強的結盟色彩。而中國與印尼、越南的“2+2”和“3+3”，不針對第三方，不搞軍事集團，聚焦的是共同安全與合作安全。這為全球南方國家之間深化政治安全合作提供了新范本：即基于相互尊重和共同發展，而非基于外部威脅和陣營對抗 。

二是為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深化開辟“快車道”。展望未來，這種“戰略對話+”的模式具備極強的復制推廣潛力。中國與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等關系緊密的東南亞國家，完全可以根據各自需求，探討建立類似或定制化的對話平臺。甚至可以想象，未來在瀾湄合作機制下，引入這種多部門協同的安全治理模式，進一步提升區域合作的制度化水平。

三是有力推動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越“3+3”會議的主題——“統籌發展與安全、走好社會主義道路、攜手應對共同挑戰”，深刻揭示了中越如何在復雜國際環境中保持戰略定力。兩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能夠通過如此緊密的機制協調內外政策，這是振興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必要之舉，也向世界昭示了人類發展進步的光明前景。

當今世界需要的不是“新冷戰”，而是“新對話”。中國“戰略對話+”的機制創新證明，不同文化背景國家之間完全可以找到最大公約數。中國領導人與東南亞伙伴們親手播下的對話種子，正長成枝繁葉茂的大樹。這不僅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生命力所在，更是亞洲地區長治久安的希望所在。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2+2”和“3+3”機制的深入運轉，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將進入一個更加立體、更加堅韌、更具前瞻性的新階段，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更多來自亞洲的確定性和正能量。（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