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28日美以聯合空襲伊朗以來，戰場上的節奏悄然發生了變化。伊朗降低了向外發射彈道導彈頻次，轉而以零星的導彈與無人機騷擾為主——這種打法不追求一次性的戰略震撼，而是讓美國及其中東盟友持續付出防御成本，在消耗戰邏輯下神經始終處于緊繃狀態。

與此同時，另一個更出人意料的變化是，3月14日，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公開發聲，呼吁伊朗停止攻擊海灣阿拉伯國家。在此之前的3月7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也曾就伊朗軍隊的襲擊行為向鄰國正式道歉，措辭中承認“軍隊內部存在溝通不暢”。

哈馬斯是伊朗長期扶持的“抵抗軸心”核心成員，在加沙地帶沖突中曾直面以色列軍事壓力，生存資源高度依賴德黑蘭。這樣一個組織選擇在這個時間節點公開勸阻，說明哈馬斯認為伊朗攻擊海灣阿拉伯國家已超出可接受范圍。而伊朗總統道歉，更打破了伊朗政權長期以來的一種敘事慣例——對外永遠強硬、自信，主動承認軍事行動存在溝通失誤，既是外交層面的補救動作，也在無意間向外界透露出一個信號：伊朗政府并沒有完全掌控軍事行動的實際邊界。

伊朗打擊鄰國的深層原因

理解伊朗打擊鄰國的動機，最直接的就是伊朗總統的解釋——軍隊內部溝通不暢。如果這是真實情況，那么某些針對鄰國的襲擊，可能在具體執行中目標發生了偏差。伊朗當前同時支持也門胡塞武裝、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等多條戰線，指揮鏈條高度分散。這種復雜性本身就埋下了軍事行動失控的隱患。但僅用“失誤”解釋，又太過表淺，因為跨境打擊本身也是伊朗長期戰略工具箱里的標準動作。

更深層的動因，則是伊朗國內的政治壓力。持續的經濟制裁已將伊朗通貨膨脹推至社會承受的臨界邊緣。近年來，多輪大規模抗議不斷沖擊伊朗的社會穩定。在此背景下，強硬派有充分的動機擺出對外強硬姿態，通過滿足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以緩解治理壓力。

但這一切的根源，在于伊朗政治體制內生的雙重權力結構：首先是以總統和外交部為代表的政府系統，處理外交事務、國際談判與日常管理；其次是伊斯蘭革命衛隊，擁有獨立的情報、軍事與境外行動能力，不需要經過政府授權。

這意味著，在伊朗，“誰決定打”與“打完之后誰來收拾”，有時運行在兩套完全分離的軌道上。總統的道歉，很可能是政府系統在事后的外交善后工作。表面上的偶然溝通失誤，實則是這套體制結構長期運作的內在產物。伊朗政府的戰略意圖很可能是維持一種“可控的緊張”——持續施壓而不全面開戰，但當這種模糊指令下沉到革命衛隊的具體行動層面，“可控”的邊界就會在戰場現實中被悄然突破，等到總統不得不出面道歉，“失控”已經成為既定事實。

哈馬斯喊停釋放的信號

哈馬斯作為“抵抗之弧”核心成員卻公開勸阻伊朗停止攻擊海灣鄰國，這一反常舉動是這場危機中值得玩味。

伊朗攻擊海灣鄰國，已經直接威脅到哈馬斯自身的戰略利益，且嚴重程度超過了盟友之間私下溝通可以解決的范圍。哈馬斯的核心戰略目標集中于巴勒斯坦問題和加沙地帶的生存空間。它需要一個愿意持續提供資源支持、并能得到廣泛的阿拉伯世界政治同情的伊朗，而不是一個正在把沙特、阿聯酋等海灣國家逼入公開對立立場的伊朗。一旦伊朗與海灣國家的關系全面破裂，“抵抗軸心”的政治空間將大幅收窄，哈馬斯在阿拉伯世界內部的運作環境也會隨之惡化。近年來艱難重建的伊朗—沙特關系，也可能在伊朗跨境襲擊下遭到破壞——這并不符合哈馬斯的利益。

理解哈馬斯這次發聲，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背景，即哈馬斯與伊朗的關系從來不是單一的垂直依附。在某種程度上，卡塔爾對哈馬斯的實際重要性甚至超過伊朗——多哈不僅長期為哈馬斯提供資金支持，甚至為其政治局領導層提供最安全的實體庇護所。在這個意義上，當伊朗的導彈和無人機持續騷擾海灣地區、卡塔爾的安全環境受到波及時，哈馬斯不可能坐視不理。它的發聲，既是對盟友的關切，也是在捍衛自身的生存條件。

伊朗總統的道歉和哈馬斯的呼吁，可以理解成伊朗政府系統和盟友共同踩下的“剎車”。兩者同時出現，說明地區內部已有力量感知到局勢在向危險方向演變，并試圖介入。

但“剎車”能不能真正起作用，取決于伊朗革命衛隊是否愿意接受約束，而其行動邏輯并不由總統或盟友的意見所主導。伊朗當前的處境仍然非常危險。大敵當前，伊朗政府在外交上試圖穩住鄰國關系，軍隊卻按自己的行動邏輯在戰場上持續推進。兩者之間的協調摩擦，正是這場危機中最不可預測的變量。任何一次超出預期的襲擊、任何一次誤傷引發的連鎖反應，都可能在“失控”中把局勢推到某個不可逆的臨界點。連最鐵桿的盟友都公開“喊停”，這個信號本身已經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伊朗的行動已觸及多方利益，若無法協調內部權力、收斂軍事動作，不僅容易孤立自身，更可能讓中東地區陷入更大的動蕩中。（作者系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智庫中東研究所朱兆一）

編審：邢硯薷 高霈寧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