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長期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觀察者而言，2025年以來的這一年多時間注定將被頻繁回望與反思。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世界動蕩變革特征愈發鮮明。過去一年多來筆者出訪十余次，前往美國、歐洲、俄羅斯、巴西、越南以及中亞、高加索等國家和地區參加多場二軌對話與國際論壇。一個愈發清晰的感受是：國際戰略界的討論重心，正從具體沖突、區域架構或雙邊博弈，轉向對國際秩序“新”“舊”轉換及其“破”“立”邏輯的整體性反思。
總體來看，當今世界變亂交織，挑戰與機遇并存。一方面，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強權霸凌行徑不斷撕裂秩序共識；另一方面，多極化趨勢與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為秩序的演進和變革提供現實基礎。在此背景下，世界對中國角色的關注，已不再停留于抽象評判，而是轉化為對穩定性、確定性與制度供給能力的現實期待。
難以掩飾的“失序焦慮”
與2024年相比，這一年多來國際智庫交流的一個顯著變化，在于討論議題明顯“上移”。人們不再滿足于圍繞某一地區沖突或某組雙邊關系展開技術性討論，而是直指全球秩序、國際體系與世界格局的結構性問題。去年年初，筆者在華盛頓參加美國國際戰略問題研究中心舉辦的中美關系二軌對話。彼時，美國現任政府剛剛上臺不久，與會專家不但關注美國新政府如何評估盟友與伙伴的價值，第三方國家能否平衡中美關系，全球治理將走向何方等議題，還專題探討了全球和多邊框架下的中美關系。隨著美國政府關于控制巴拿馬運河、購買格陵蘭島、“吞并”加拿大等的言論和實踐持續發酵，國際戰略界進一步陷入缺乏體系與秩序共識的“分裂”狀態。
美國去年年底發布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今年年初的國防戰略報告，展現出局部有限收縮、定向激進擴張的戰略導向，圍繞“半球霸權”鞏固勢力范圍和戰略縱深，引發有關世界進入利益替代原則、實力替代規范、單邊替代多邊的憂慮。不久前，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論壇上提出，“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已實質性終結?！?026年慕尼黑安全報告》提出，“戰后國際秩序正進入被持續削弱甚至主動拆解的階段，世界面臨更大不確定性與風險”。在不少西方人士（尤其是歐洲戰略界人士）看來，冷戰后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制度框架正在松動，一種難以掩飾的“失序焦慮”貫穿于柏林、布魯塞爾、斯德哥爾摩等地的討論之中。
日益增長的“南方強音”
如果說西方世界在秩序動蕩中彌漫著焦慮，那么全球南方國家則展現出更為鮮明的主動性與自信心。2025年7月，筆者赴巴西里約熱內盧參加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前夕舉行的“里約—北京對話會”。會議圍繞國際經濟秩序改革、人工智能治理以及綠色轉型等議題展開。其間明眼可見的一個普遍共識是：在單邊主義抬頭、全球治理碎片化加劇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加強協調合作，不僅是維護發展權益的現實需要，更是推動國際體系朝著更加公平、更加尊重主權方向演進的重要力量。在隨后舉行的金磚國家工商論壇及新開發銀行年會上，與會代表呼吁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動國際金融架構改革，通過擴大本幣結算比例、強化跨境金融合作、創新綠色融資工具等方式，增強新興經濟體的金融韌性。不少與會者直言，當前全球金融體系在儲備貨幣結構、信貸分配機制與風險評估標準等方面存在明顯的結構性失衡，新興市場國家必須通過推動制度創新來提升話語權。
另外，在越南外交學院與美國史汀生中心聯合主辦的中美俄“三方對話”上，越南學者明確表示，“中等國家”不愿也不會陷入大國競爭的選邊站隊邏輯，更不希望發展議程遭受安全議題嚴重擠壓。各國的戰略自主與多元平衡并非搖擺不定，而是要在大國之間保持合作空間、避免過度依附，進而能夠在秩序變革中發揮“橋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國家不僅強調集體發聲，也更加重視自身特色的合作經驗與制度創新路徑。在阿塞拜疆召開的第十三屆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智庫論壇上，來自16個亞歐國家的學者強調亞洲作為全球最具經濟活力地區的獨特價值，探討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應對數字時代的非傳統安全挑戰，倡導具有亞洲特色的安全治理路徑。如何在全球化重構下提升供應鏈韌性、利用數字技術推動發展轉型、深化亞歐互聯互通合作等成為共同關切。日益增長的“南方強音”，正在從理念倡議轉化為制度設計與政策行動，成為國際秩序“立”的重要推動力量。
無處不在的“中國期待”
在秩序動蕩與制度赤字并存的背景下，世界對中國的關注明顯升溫。今年以來，美國先后對委內瑞拉、伊朗采取單邊軍事行動，不僅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形成破壞性沖擊，導致“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話術破產，更引發有關世界進入“新”“舊”秩序轉換期的大討論，增加了國際社會對于“非西方式”秩序變革的期待。面對國際秩序“激進重構”和“漸進改良”的路線之爭，中國的秩序改革愿景、方案倡議和推進路徑深受各方期待。
具體來看，美國政府頻繁“毀約退群”“撤資斷供”削弱國際多邊合作機制，全球治理的“失敗主義”情緒持續蔓延，國際公共產品供給面臨結構性缺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在國際上引發強烈反響。在多個國際論壇與二軌對話中，有關奉行主權平等、遵守國際法治、踐行多邊主義、倡導以人為本和注重行動導向五大核心理念的政策落腳點與推進路徑，成為各方關注和追問的重點。圍繞“大金磚合作”、上海合作組織擴員以及中國—中亞合作的制度創新，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積極進展，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更廣泛層面的成功實踐，被不少國家視為探索“非西方式”秩序變革路徑的重要范本。
與歐洲學界的交流也呈現出一些微妙變化，其對中國的關注不再局限于競爭與防范，而是開始更多聚焦“如何共處”。去年12月，筆者受邀參加歐盟委員會和歐盟輪值主席國丹麥主辦的“第二屆歐洲科學外交大會”。該會議是歐盟“歐洲科學外交框架”下的重要活動，會議原本旨在強化歐洲的科技主導地位，但在討論中，中國的科技進步和創新潛力、如何推動人工智能治理規則制定以及新興領域標準對接等成為無法回避的話題。不少歐洲學者都坦言，若僅以安全邏輯界定對華科技關系，就難以回應與此相關的一系列全球性挑戰，在理念互鑒與規則協商層面保持溝通依然不可或缺。
“先立后破”方為解局之道
回顧一年多來的國際交流，可以清晰看到三條相互交織的主線：一是個別國家奉行唯我獨尊、強權至上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不斷沖擊國際社會既有共識和制度框架，侵蝕多邊合作根基，構成國際秩序“破”的現實背景；二是多極化趨勢加速演進，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為國際秩序的“立”提供結構性支撐；三是中國不僅是戰后國際秩序總體框架的重要維護者，也是未來秩序變革演進的建設性塑造者。
同時也須看到，國際戰略學術界距離完整、準確理解中國的秩序愿景、改良路徑與優先方向仍然存在一定的認知差距，對于中國角色與意圖的誤解、誤判乃至刻意曲解依舊存在。這對我們各層面的國際交流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僅需要聚焦自身政策和立場的正確清晰解讀，也要傾聽各方關切擔憂，通過坦誠持續的溝通積累信任。
總體而言，國際秩序演進從來不是線性替代或簡單的此消彼長，而是力量結構重組、價值理念碰撞與制度安排調適等長期交織的結果。“破”不應被簡單等同于全面坍塌和推倒重來，它更多體現為既有機制在功能失靈、權威削弱背景下的結構性松動；“立”也絕非另起爐灶、憑空建構，而是在既有框架基礎上的漸進修正、規則優化與制度再平衡。在這一歷史關口，堅持“先立后破”尤顯關鍵。所謂“先立”，就是優先鞏固多邊合作的制度基礎，完善全球治理的公共產品供給，增強規則體系的包容性與代表性；所謂“后破”，則是在新共識、新機制逐步成形之后，對不適應時代發展的部分作出必要調整，而非簡單否定、倉促替代。通過保持政策的延續性、方案的包容性、合作的普惠性和發展的可預期性，中國將為國際秩序的變革演進注入更多確定性與建設性。（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