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將人工智能、算力、數據等要素系統整合，強調智能體、智能原生新業態、開源生態、算電協同、公共云等新概念，較2025年“人工智能+”的提法更具體。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技創新體系方面，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更強調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而非簡單強化某一方面。報告還提出，通過在北上廣深地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進而打造世界級科技創新策源地。

這些頂層設計，與馬年以來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的產業熱潮形成強烈呼應。在中國農歷新年宇樹機器人刷屏海內外媒體之后，深圳“AI八駿”又火爆出圈，華強北的科技類產品在春節假期期間的銷售額較平日增長超過30%。輿論因此紛紛聚焦中國的“創新城市經濟生態圈”，更關注誰會成為中國的下一個“創新之城”。

打造分工明確的區域經濟生態體系，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持續推進的國家戰略，也是歷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不斷繪制、更新、完善的發展藍圖。無論是持續推進的打造全國統一大市場，還是樹立清晰“義利觀”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都是國家借助市場經濟這只無形的手，通過優化資源配置、發揚各地稟賦優勢，培育出分工明確、競合兼顧的現代化都市圈和經濟組團。在此基礎上，國家鼓勵優勢城市、特別是東南沿海對外開放前沿城市，積極進軍科學前沿領域產學研相結合的產業、參與全球競爭；同時，鼓勵國有資產巧用資本市場參與民營企業的產品和模式創新，進而給了地方政府打造“創新之城”更大的政策基礎和空間。

歸根結底，“創新之城”的核心在創新，其基礎是前沿領域的基礎研究能力。各個城市擁有的大專院校等科研基礎設施是硬實力，這也就是中國最早形成創新產業生態的城市為何是北京和上海：二者從計劃經濟時代開始，就是擁有最多大專院校與科研院所的國家級經濟中心城市。值得注意的是，近20年快速發展的杭州，以及持續深耕創新的深圳，能分別從長三角、珠三角的城市競爭中抓住人形機器人、AI等世界級創新機遇，核心都在于它們對基礎研究的長期投入。

以國家實驗室為例，深圳一直堅持斥重金引入多家國家級和廣東省級科研實驗室。2024年11月，深圳市科技創新局發布《深圳市重點實驗室管理辦法》，通過優化完善重點實驗室體系，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持續提升科技創新“硬核力”與產業體系競爭力。要知道，珠三角擁有多個世界級別的制造業城市，不要說廣州市，就算是佛山、東莞等城市都是萬億GDP規模、全球舉足輕重的制造業重鎮。深圳能在實體經濟創新領域持續推陳出新、緊抓AI應用場景的發展機遇，一個重要依托便是它在前沿基礎科技領域的研究優勢。

除了研究能力，發明成果轉化的效率也是“創新之城”的基本功。如何把實驗室里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工廠生產線上的產品競爭力，是現代經濟至關重要的競爭領域，也是產學研一體化追求的重要目標。無論是美國硅谷的創立發展，還是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實踐，發明成果轉化的最佳路線，是在國家科技產業發展戰略藍圖下，鼓勵各級國有資本積極參與，調動民營企業家的創業熱情，打造高流動性的股票市場，最終形成良性循環、交易活躍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如此一來，讓天使基金、風險投資基金主動參與發明成果轉化，源源不斷地為社會“貢獻”更多引領科技發展的龍頭企業。

這種風險投資生態建設的中國特色案例有很多，杭州、深圳、蘇州、合肥等國有資本經營企業都是個中高手，也帶動了越來越多的地方國資轉型升級。以杭州為例，其國資一直有一個清晰的原則，那就是“在市場失靈或需要引導時介入，其余時間充分尊重市場主體”。特別是2008年后，“風投之城”杭州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等影響，不少科技企業面臨融資難的問題。為此，杭州加大力度設立政府引導基金和杭州銀行科技支行等機構，通過股權投資、銀行貸款等金融服務，幫助科創型企業渡過難關。有了堅實的資金支持和市場化機制，杭州才能涌現越來越多的“90后”“00后”企業家，才有了這幾年杭州科創板塊的“小龍”“小虎”“小羚羊”企業群。

展望未來，中國企業已經全面走向世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呼喚更多的“創新之城”。而深圳、杭州等歷經幾十年探索的“國資引領科創生態建設、打造科創育苗沃土、借力資本市場、形成優勢產業群”的中國特色模式已經逐漸成熟，值得積極推廣。

在國家層面，會持續深化發行上市、并購重組、股權激勵等領域的適配性改革，引導各類要素資源加快向創新領域集聚，形成中國股市估值合理、具有活躍流動性的科創板塊。這將強化以地方國資為代表的耐心資本對科技創新的賦能作用，帶動更多民間資本和私募股權基金，參與區域內發明成果轉化的孵化器、加速器、推進器建設。由此，推動地方國資和上市公司協同發展，依托龍頭企業或隱形冠軍企業的引領，帶動地方上下游企業、科研院所等打造協同創新、聚力攻堅的生動局面。（作者是中國發明成果轉化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