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際關系學界與戰略界一個越來越無法回避的核心議題是美國霸權性質的歷史性轉變。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學界，一種共識基本形成：那個曾經在冷戰后以提供公共產品為特征、試圖維持某種“仁慈霸權”面貌的美國，正在加速向依靠強權攫取私利、將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之上的“掠奪性霸權”退化。

美國向“掠奪性霸權”的轉向，并非其實力大增后的從容布局，而是一次基于深刻認知錯位和國內政治極化而產生的戰略誤判。剖析其深層動因，主要可以歸結為三大根源：

其一，基于力量相對衰落的嚴重認知焦慮。與拜登政府認為美國依然強大不同，特朗普政府認為美國淪為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不再是當年獨一無二的霸權國家。雖然認識到了新現實，但習慣于單極時刻的美國決策層，無法以平常心看待其他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必須指出的是，美國的焦慮并不源于其絕對實力的全面衰退。美國的焦慮源于相對優勢被壓縮后所產生的恐慌感。當現有的多邊機制和自由貿易規則無法確保美國永遠穩居絕對優勢的金字塔尖時，美國的戰略邏輯便從提升自身競爭力退化為打壓競爭對手的潛力。這種試圖通過政治和行政強制力來扭轉經濟規律的“小院高墻”，本質上也是一種應激性的掠奪。

其二，關于舊秩序讓美國受損的虛假戰略想象。近年來，美國國內充斥著一種“受害者敘事”，即認為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全球化讓美國“吃了虧”，現有國際體系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然而，如果我們將視線拉回宏觀的歷史維度，就會發現這種認知是荒謬的。事實上，冷戰后的世界體系中，美國不僅不是受害者，反而是獲利最多的發達國家。在冷戰后期的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德國和日本的經濟發展迅速，兩國的GDP總量加起來一度與美國相當。當時的美國戰略界同樣驚呼“日本第一”。然而，經過冷戰后三十余年的經濟全球化洗牌，美國通過其在金融、科技和數字經濟領域的霸權，移居全球價值鏈的頂端。到了今天，美國的GDP總量已經是日本和德國GDP總和的兩倍以上，將昔日的兩大經濟挑戰者遠遠甩在身后。攫取了經濟全球化豐厚利潤的美國，反過頭來宣稱自己是現有國際秩序的“受害者”，這不僅是對歷史的扭曲，更是粉飾掠奪性政策的一塊遮羞布。

其三，美國極右派主導世界、重塑零和博弈的政治沖動。霸權政策的轉變離不開國內政治土壤的異化。隨著美國國內社會撕裂、貧富分化加劇，一種帶有強烈排外色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極右翼思潮開始反噬美國對外政策。這種思潮缺乏建立一個包容性國際秩序的耐心，將國際關系粗暴地簡化為霍布斯式的叢林法則。在極右翼的戰略框架下，盟友被視為可以隨時敲詐的提款機，多邊機構被視為阻礙美國發揮實力的絆腳石。這樣一來，美國眼里的霸權就不再是維護國際體系穩定的責任，而是肆意收割全球財富的特許工具。

然而，從長周期的霸權興衰史來看，美國的掠奪性霸權行徑不僅在道德上是破產的，在戰略上也將是不可持續的。

霸權的維持必須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與公共產品供給之上。純粹依靠壓榨和掠奪的收保護費模式，必然會導致國際社會離心力的急劇上升。美國當前的政策實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揮霍其二戰后積累的軟實力。它不僅逼迫競爭對手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也在迫使其歐洲、亞洲盟友開始尋求戰略自主和供應鏈的多元化，以對沖美國政策的不可預測性。

美國的掠奪性霸權更像是一種周期性現象。美國在歷史上曾有多次類似的沖動。這種變化在本質上是霸權在遭遇結構性矛盾時的一次應激性反應。當掠奪性政策帶來的反噬效應大于其所能攫取的短期收益、當維持強權的成本超過其承受極限時，這種政策模式必然會走向死胡同。在未來的某個歷史節點，外部壓力與內部代價將迫使美國進行新的戰略轉型。至于下一次轉型是走向更加孤立的收縮，還是在痛定思痛后回歸理性與多邊主義，將取決于美國國內政治與國際環境之間的互動狀態。（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