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近日發布的報告顯示，2021年到2025年，韓國成為北約歐洲成員的第二大武器裝備進口來源國，其占北約歐洲29個成員國裝備進口總額已升至8.6%，凸顯韓國同北約在軍工領域密切的合作關系。由此引發思考，韓國當今如何定位與北約的關系，以及塑造對北約、對歐洲，乃至于國際治理中的自身角色？

歷史視角下，韓國與北約的關系呈漸進式演變。整個冷戰及盧武鉉時期，綁定于韓美同盟的韓國與北約交集不多。李明博時期與北約簽署《情報安全諒解備忘錄》《個別伙伴合作計劃》等，開始確立機制性合作框架，也借助北約開啟安全合作多邊化。樸槿惠時期，北約秘書長首訪韓國，雙方延續基本合作。文在寅時期聚焦與北約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保持低調務實。尹錫悅時期，韓國與北約關系升級。隨著尹錫悅參加北約馬德里峰會、韓國設立駐北約代表團、雙方簽訂“量身定制伙伴關系計劃”等，韓國與北約關系進入“準制度化”升級時期。

現實維度下，韓國與北約關系呈現出在戰略自主下主動推進務實合作的態勢。與前任大幅推進同北約的“政治軍事關系高級化”做法不同，李在明執政以來，奉行“實用外交”下的國家利益優先、韓美軍事同盟下的國防戰略自主原則。在處理北約關系上，既維持現有機制的延續性，同時又維護戰略自主的適配性，對北約戰略定位為不尋求成員資格、拒絕卷入陣營對抗，但不放棄務實合作。李在明缺席北約海牙峰會、低調處理“北約亞太化”、穩定處理對中俄關系等都折射了上述考量。同時，韓國推進與北約圍繞軍工及安保合作協商，聚焦非傳統安全、軍工互補、規則制定等合作，也凸顯韓國將北約作為自身提升全球地位、平衡大國關系的工具研判。

透過上述考慮，不難總結，對北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功能性定位，最符合當下韓國利益，也印證韓國定義本國在對北約、歐洲，乃至國際治理中的自身角色時，將更多追求功能性合作，摸索雙向賦能地位。

其一，塑造對北約“功能性合作者”角色。從韓國與北約關系的核心邏輯看，塑造涵蓋經濟利益、安全利益和戰略利益的“利益優先”格局，確保外交和安全“戰略自主”的“功能性合作者”角色將是其經略北約的基本定義。這種角色要求韓國一方面要借助北約平臺應對朝核問題、全球恐怖主義等挑戰，借助成員國防務需求提升軍工出口，打造具有競爭力的新增長極，并將合作領域向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生物防御等新興領域延伸；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淪為北約軍事附庸和地緣擴張的棋子，減少北約軍事外溢義務綁定，確保功能性靈活支撐戰略自主和利益優先。

其二，塑造對歐洲“雙向賦能者”角色。從韓歐關系的現實邏輯看，借助俄烏沖突和中東亂局下歐洲防務需求擴大的現實，塑造韓國對歐洲防務貢獻和市場拓展相結合的“雙向賦能者”角色，是其調度對歐關系的基本邏輯。這賦予韓國承擔歐洲安全語境中的“防務供給者”和“軍需貢獻者”角色。過去5年，韓國對波蘭、挪威等北約成員國的大額軍備輸出，乃至通過技術轉讓向歐洲轉移軍備產能，不僅使該產業成為韓國對歐合作的核心增長極，也刺激半導體、汽車等出口，帶動科技和網絡等市場化合作，這也印證了韓國對歐軍工和經濟反哺的“雙向賦能者”角色正在成型。

其三，塑造在國際治理中的“全球貢獻者”角色。“功能性合作”和“雙向賦能”等嘗試，讓韓國在國際治理中的規則參與和安全協作獲得更大空間。塑造基于實用平衡的“全球貢獻者”角色，將成為韓國樹立“多邊貢獻”的核心定義。這種角色推動韓國擺脫國際規則和受援國的被動，依托聯合國、G20乃至北約等多邊機制，積極參與多邊規則設置，力爭躋身國際標準供給國行列。在安全協作上則要求韓國擺脫對同盟的過度依附，塑造戰略自主下的多邊貢獻，形成自主國防與韓美威懾同步、區域安全對話與參與北約伙伴協作并行等安全貢獻框架，推動自身在全球規則和安全治理中發揮橋梁與推動作用，塑造在規則主導和安全協作上的“全球貢獻者”新形象。（作者是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東北振興研究院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