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5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草案）》（以下簡稱“法典草案”）提請本次會議審議，并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鴻忠同志對草案情況進行說明。法典草案一旦通過，將成為我國第二部以“法典”為名的法律。

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務和立法任務。早在2021年4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在當年年度立法工作計劃中提出“研究啟動環境法典……等條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領域的法典編纂工作。”經過多年研究準備，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編纂生態環境法典”后，生態環境法典的編纂工作以厚積薄發之勢快速推進：在2025年4月30日全國人大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草案）》（一審稿）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后，法典草案于同年9月至10月通過二審分拆審議，并于同年12月通過三審，后經進一步修改最終形成提請本次會議審議的法典草案文本。

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在我國30余部現行生態環境立法的基礎上，全面系統地對生態環境法律制度規范進行編訂纂修。法典草案采取“總-分-總（責任）”的基本結構，包括“總則”“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法律責任和附則”5編，共計1242條，實現了對現行生態環境法律體系的集成升華，為生態文明建設貢獻中國智慧。從總體上看，法典草案具有下述亮點。

通過適度法典化確立新時代法典編纂思路

法典草案采用適度法典化的編纂思路。生態環境法是強調問題導向的領域法，其邊界因與“相鄰”規范領域相交融而難以清楚界分，又因自身的前沿性、政策性特點，而存在尚待發展完善的制度或規范。為將發展階段不同、立法目的各異、建構技術有別的相關立法加以梳理整合，需要保留法典的適度開放性。

為此，立法機關將編纂對象分為三類：其一是發展較為成熟的規范部類，如綜合環保制度規范、污染防治規范等，全部被納入法典并替代相應單行法；其二是發展相對成熟但與其他規范領域“鄰接”或交叉的規范部類，如針對現行的有關生態要素、生態系統方面和循環經濟、節約能源等規范，擇取其中強調保護的規范體現在法典中，并繼續保留相應單行法；其三是有待進一步發展完善的規范部類，如關于氣候變化應對、綠色低碳發展等規范，在法典中作原則性、引領性規定，為日后相關單行法或法律規則的制定指明方向。

由此，法典草案相較于《菲律賓環境保護法典》《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生態法典》《愛沙尼亞環境法典（總則）》等法典而言在內容上更為全面系統，相較于《瑞典環境法典》《德國環境法典（草案）》而言更具開放性和前瞻性。生態環境法典不是古典時期封閉、靜態的規范集合，而是保留適當開放性及相應生命力的規范系統，體現了立法者的編纂智慧。

通過一般性規定進行規則集成實現體系效應

法典草案設置“總則”“法律責任與附則”兩編，對價值性、一般性、共同性規范進行規定。一方面，在總則編“基本規定”章中確立法典的基本原則及適用范圍，為分編奠定價值導向；另一方面，通過從各分編關于行為模式和法律責任的具體規范中抽象出共同規則納入總則編和法律責任編，形成一般規定統領分則、分則細化一般規定的結構邏輯。

由此法典可在四方面發揮體系效應：其一是通過抽象一般性規定所奠定的價值、原則，在法律續造和解釋過程中發揮引導性、補充性功能，保障法典的適應性和發展性；其二是協調不同分編、不同領域間具體規范的關系，指示規范關聯、消除規范沖突；其三是將一些通過實踐檢驗的具體性規則上升到一般領域，擴展有效制度的適用領域，推動生態文明建設質效提升；其四是提高法典表達效率，通過對不同領域共性條款的整合，刪除不同分編普遍存在的重復條款，實現法典文本資源的高效利用。

污染防治編保障舊法新法順暢過渡

污染防治編包括9個分編，條文共計525條，在體量上占法典草案近半篇幅，構成法典主體內容。近年來我國生態環境治理水平已有長足提升，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但在環保為民理念指導下，持續深入推進污染防治攻堅，保障群眾健康仍是十五五時期我國生態環境法治的重要任務。因此法典高度重視污染防治規范的編纂，除了將現行相關污染防治單行法全面納入法典，還在結構設計上沿用單行法體系兼顧環境要素污染防治和致害因子污染防治的組織思路，在內容上結合新時代污染防治理念和治理需求進一步完善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構建覆蓋傳統污染類型與新型環境污染問題的制度體系。該方案既保障污染防治監管秩序的總體穩定，避免可能對社會生產生活產生的不利影響，又通過對風險預防原則和科學治污精準治污的強調實現制度優化升級，兼顧污染防治制度體系的發展完善。

生態保護編妥善處理“生態-資源”關系

在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生態保護立法尚未構成獨立的子系統，相關立法分屬行政法部門和經濟法部門，有著不同價值追求。實現此類法律規范的法典化是法典編纂面臨的一大難點。為了更好滿足“統籌考慮生態文明建設相關法律、兼顧現行法律秩序格局”的立法需求，法典草案對此類規范采取了系統化法典與獨立單行法“雙法源”并存編纂模式。

首先，轉變傳統以單一生態要素為保護對象的立法思路，從“生態系統保護”“物種保護”“重要地理單元保護”角度建構強調生態關聯和整體性系統性的制度體系，并從關注生態退化的預防和治理，有針對性地應對和化解生態問題。

其次，確認自然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在生態問題“源頭控制”上的重要意義，將統籌自然資源保護和合理利用的制度、規范納入法典草案，體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辯證統一，同時保留自然資源權屬、開發利用類規范的相對獨立地位，確保法典在價值上的統一融貫。生態保護編秉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理念，構成法典草案一大亮點。

綠色低碳發展編內蘊治本之策

綠色低碳發展是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本路徑。為構建“雙碳”與綠色轉型政策目標的轉化通道，推動相關國家承諾轉化為長期、穩定、可預期的法律制度，為“源頭減碳、綠色發展”的戰略轉型提供法治保障，法典草案規定了關于綠色低碳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碳達峰碳中和的條款，并獨立成編。這是中國生態環境法治系統化、現代化的重要創新，為豐富全球生態環境治理方案貢獻了中國智慧。

同時，考慮到“綠色低碳發展”的內涵廣泛，涉及國民經濟空間格局、產業結構、能源體系、消費模式等根本性、長期性的轉型，法典草案更適合通過明確戰略目標、確立基本原則等方式搭建核心制度框架，為政府部門根據具體形勢出臺具體、有針對性的政策或措施預留空間，兼顧綠色低碳發展法治的穩定性和適應性。因此，綠色低碳發展編中的相關規范以原則性、授權性規范為主，宣示政策目標、引導各方行為。這些規范雖未直接設定具體的行為要求及法律責任，但可以為國家或有關部門后續運用具體財稅、市場、金融、福利等政策工具提供上位法依據，并為公眾監督政府、市場主體行為提供評價標準。

綜觀整部法典草案，其以適度法典化理念為引領，通過“總-分-總”的科學結構，實現了對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等領域法律規范的系統性整合，既保留了法律體系的開放性與發展性，又通過一般性規定強化了制度協同效應，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全面的法治保障。這部法典的編纂與審議，不僅標志著我國生態環境治理邁入系統化、法治化新階段，更以中國特色的立法實踐為全球環境治理貢獻了智慧方案，為推動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林瀟瀟）

編審：高霈寧 邢硯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