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代號“史詩狂怒”的大規模空襲，中東局勢迅速升級。此次行動不僅沖擊伊朗最高權力結構，也在波斯灣地區引發連鎖反應。面對突發局勢，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從最初的震驚觀望、強調中立，逐步轉向外交妥協與有限介入。這一態勢變化，既折射出歐洲在美國強勢施壓與中東能源危機背景下進退兩難的外交困境，也暴露出其戰略自主能力方面的核心短板。

空襲初期：謹慎與觀望背后的原則與困境

空襲發生后，歐洲主要國家普遍擺出謹慎觀望態度。英、法、德三國發聲，強調事前不知情、未參與行動，意在避免卷入沖突，同時維持歐洲作為中東事務“外交調解者”形象。對歐盟而言，美以單方面對伊朗動武不僅沖擊國際規則，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歐洲多年來推動外交解決伊核問題的努力。

與此同時，歐洲內部對美以軍事行動合法性的討論迅速升溫。西班牙、挪威等國從國際法視角出發，公開質疑美以在未獲聯合國安理會批準情況下實施空襲的合法性，認為其嚴重違背國際準則，并試圖通過國際輿論施壓，約束美以雙方的相關行動。然而，在特朗普政府“非友即敵”的強硬邏輯面前，這一以規范為主導的謹慎立場顯得軟弱無力。隨著沖突的迅速升級，歐洲原本試圖堅守的謹慎中立態度，逐漸在現實壓力下難以為繼。

三重壓力，倒逼歐洲立場轉變

在伊朗開始反擊并波及海合會國家之后，歐洲立場開始明顯傾向于“有限介入”。

這種轉變的首要原因，源于跨大西洋同盟關系的壓力。美國對伊朗的突襲是典型的單邊主義行動，這讓早已在格陵蘭相關外交風波和北約軍費爭議中疲于應對的歐洲意識到，公開唱反調可能導致跨大西洋關系出現難以彌補的裂痕。在被問到為何不反對美國打擊伊朗時，德國總理默茨“現在不是對盟友說教的時候”的辯解，精準地勾勒出歐洲部分國家的現實主義轉向：與其堅守原則，不如通過與美國步調一致來進行一場政治投機，以避免聯盟裂痕擴大。

另外，伊朗局勢直接沖擊著歐洲能源與經濟安全。隨著霍爾木茲海峽的緊張局勢驟然升溫，全球能源市場出現劇烈動蕩。對高度依賴中東能源和海上貿易的歐洲而言，這直接沖擊其經濟穩定性。當伊朗的反擊目標擴大到港口和能源設施時，歐洲部分國家的外交辭令也逐漸從最初的“呼吁各方克制”轉向對“伊朗魯莽行為”的嚴厲譴責。這種話語權的轉換，實質上是為歐洲隨后部署防御性軍事力量、深度介入地區安全事務進行輿論鋪墊。

還有，歐洲對潛在的大規模難民潮風險的擔憂，推動其主動介入局勢管控，避免危機外溢。歐盟庇護署方面警告，伊朗局勢難以預測，有可能出現“規模空前”的難民潮，對歐洲的邊境管控造成巨大壓力。這使歐洲意識到，唯有積極介入局勢并試圖在伊朗推動某種形式的“過渡秩序”，才能從源頭上減輕難民危機對歐洲本土安全與穩定的沖擊。

防御性介入：折中背后的戰略迷失

總體來看，歐洲國家對美以行動的支持呈現“外圍防御與外交協同”的折中策略，而非直接參與進攻性打擊。以英、法、德三國為首的歐洲國家在軍事行動上保持克制，拒絕直接加入聯合空襲，但在防御性任務中對美以提供實質性支持。英國于當地時間3月1日已允許美國使用其在塞浦路斯的軍事基地對伊朗導彈發射設施進行所謂“防御性”打擊；歐盟此前已宣布延長“阿斯皮德斯”（ASPIDES）紅海護航行動的期限，法國更是于3月3日宣布“戴高樂”號核動力航母將緊急調往地中海東部，實質上強化了紅海和地中海海軍部署，以防御性護航為名提升了地區軍事存在。這一系列舉措表明，歐洲雖未直接參與戰爭，但已在外交與安全戰略上與美以行動深度捆綁，偏離了曾經中立觀望的立場。

在“防御型參與”中東局勢的同時，歐洲在中東的戰略邏輯也正發生重要轉變：歐洲與海灣國家的安全合作從“貿易優先”轉向“防務捆綁”。通過構建“地區防御聯盟”，歐洲試圖在美以主導的軍事框架邊緣，利用自身在防衛技術和海上安全方面的存量資源，換取在中東新秩序中的一席之地。歐盟“外長”卡拉斯對海合會國家的密集訪問，不僅帶去了關于反導情報共享與海上基礎設施保護的承諾，更通過“永久結構性合作”機制的對接，實質性地為沙特、阿聯酋等國提供多元化安全選項。這種轉變不僅是為了對沖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帶來的能源供應中斷風險，更標志著歐洲長期以來的“外交調解者”身份發生根本性轉變，轉而以“防御性參與者”的姿態，將其地緣政治影響力深度嵌入波斯灣的安全架構之中。

另外，在伊朗國內局勢問題上，歐洲的表態也出現微妙變化。在美以發動突襲前，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曾公開表示“事態令人擔憂”，并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但在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害后，以馮德萊恩為代表的歐盟領導層又迅速調整話語體系，表示“堅決支持”伊朗人民決定自身未來的權利。這種外交辭令的轉換，不僅成功將原本帶有單邊主義色彩的軍事打擊美化重塑為一種關于“人民自決權”的敘事，更為歐洲在未來地區秩序重建中預留了政治空間。通過這種“防務介入”與“道義重構”的雙重路徑，歐洲在短短數日內完成了從“局外人”到利益相關方的轉變。

綜上所述，部分歐洲國家在此次危機中的立場轉變，是其在外交生存空間被大幅壓縮后的現實選擇。在美以聯軍對伊朗大規模軍事打擊面前，歐洲赫然發現自己已陷入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既無力阻止戰爭的爆發，也難以完全置身事外。這種典型的“被動式介入”，不僅未能提升歐洲對美國單邊行動的制衡能力，反而讓歐洲在安全事務上更加依賴由美國主導的安全框架——當地區安全與能源利益受到沖擊時，歐洲第一時間想到的，依然是通過妥協維系跨大西洋聯盟，而非通過外交捍衛自身的原則與利益。由此可見，歐洲的“戰略自主”之路仍道阻且長。（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班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朗加澤仁）

編審：高霈寧 邢硯薷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