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以突襲伊朗導致國際油價劇烈波動，加上伊朗本身作為中東乃至世界重要產油國的身份，類似因素導致美國這場軍事行動再次表現出“石油戰爭”的意味。本期“環球圓桌對話”就此展開討論。

楊希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陸前進：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教授

章玉貴：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教授

霍爾木茲海峽“疏通”面臨雙重難題

楊希雨

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違反了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導致中東地區局勢驟然升級。就其初始肇因而言，美以發動這場襲擊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地緣政治考量，目的是進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主導的“抵抗之弧”在中東政治和安全秩序中的影響。正如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所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當前持續日久的政治談判一時難以達到美方急于達成的預期，加之美以各自國內政治需要，一場暫時陷入僵局的地緣政治博弈突然轉向軍事領域。

但武力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反而會帶來新的問題和嚴重后遺癥。尤其在既是世界“能源庫”又是“火藥桶”的中東地區，任何規模性的軍事沖突都可能導致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劇烈波動，相關影響還會沿著產供鏈向全球經濟傳導和蔓延。20世紀70年代首尾以及90年代初的三場“石油危機”，背后都貫穿著這個邏輯。

美以突然開啟戰端之后，伊朗在報復性還擊的過程中宣布禁止美國、以色列、歐洲國家及其支持者的軍用和商用船只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造成這一世界關鍵能源通道受阻。美以襲擊多持續一天，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癱瘓就會延續一天，世界距離新的“石油危機”也就越近一步。就此而言，美以對伊襲擊事實上開啟了一條以石油為線索的平行戰線，變成美國直接參與的又一場“石油戰爭”。

“DRILL, BABY, DRILL!”（開鉆吧，寶貝！）在美以發動對伊襲擊的2月28日當天，白宮社交媒體賬號就貼出了這句面向美國石油行業的政治動員口號。表面上看，隨之而來的油價上漲以及美國股市能源股上揚，再次印證著歷史上美國不止一次上演的“石油戰爭”邏輯：把石油作為一個重要目的或手段，通過挑動地緣政治亂局來擾亂國際能源供應格局，進而實現直接或間接牟利。

不過，油價上漲本身是一把“雙刃劍”，美國通過“石油戰爭”獲利的首要底層邏輯，在于攫取和支配更多石油資源。但當前這場沖突的走勢和影響一定程度上超出美以最初預料，相關因素導致美國這次越來越難以“如愿”收獲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利好”，反而可能深受其累。

一方面，美以襲擊伊朗事實上導致中東地區新一輪地緣沖突范圍擴大，地區局勢失控風險急劇上升，這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國內以及國際市場的恐慌和震蕩。國際油價連日來猛烈上漲可能導致美國國內通脹問題再次加劇，進而直接波及現任政府執政信譽，影響11月份的國會中期選舉。

另一方面，美以在襲擊中直接擊殺伊朗這個主權國家的領導人并鼓動政權更迭，如果盤算得逞，確實會像之前一些具有“石油戰爭”性質的案例那樣，通過掌控和支配伊朗石油資源直接獲利，或是通過鞏固“石油美元體系”間接實現利益收割。但從目前情況看，伊朗的抵抗和反擊導致美以“速戰速決”的設想難以“如愿”。美方已經開始承認這場沖突可能持續四至五周甚至更長時間。而時間拖得越長，霍爾木茲海峽這個“扼住全球經濟命脈的石油咽喉”越難恢復正常狀態。

就此而言，霍爾木茲海峽航道受阻問題已經成為牽動局勢的關鍵變量之一，一邊是美軍急于盡快打通海峽航道，另一邊是伊朗試圖維持封鎖。從商業層面的“安全通行”條件看，疏通海峽包含現實和心理兩個范疇。在現實形勢層面，伊朗擺明了要以自身韌性對抗美以強項，依靠綜合性、非對稱戰力抵御美以碾壓式軍事優勢。無論加大對伊朗襲擊的軍事資源投入，還是在波斯灣海域提供軍事護航，這些選項對華盛頓來說代價都較高、效果難料，“性價比”太低。

在市場心理方面，美以突襲伊朗加劇中東局勢動蕩，相關影響向全球層面蔓延。如果戰爭長期化，包括霍爾木茲海峽停擺時間不斷延長，其對地區和全球經濟包括對美國自身的影響可能不亞于20世紀的幾場“石油危機”。美國非但無法獲利反而承受越來越大政治風險，來自國內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和輿論層面的負面反應，將會促使美國政府尋求盡快脫身并緩和局勢。即便如此，市場信心能否迅速恢復也還存在不確定性。

藏著“石油美元”線索

陸前進

進入2026年以來的短短兩三個月內，美國已經先后兩次用兵，1月初突襲委內瑞拉，目的和結果之一就是控制委內瑞拉石油；2月底又聯合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加劇中東局勢動蕩，地區和國際能源命脈受到極大沖擊。如同過去幾十年來的多次案例一樣，美國的對外戰爭或軍事行動背后，經常藏著“石油美元”霸權這一重要線索。

1971年，美國時任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后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引爆“石油危機”，美國與沙特秘密簽訂協議，石油用美元結算，美國保證沙特安全。隨著OPEC其他成員跟進，“石油美元”體系開始確立，美元雖然脫離黃金，但美國通過“石油美元”體系繼續收割全球。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些持反美立場的產油國家開始放棄使用美元結算，改用本幣或其他貨幣。美國開始借口地緣政治沖突、核問題或所謂“人權問題”等，先后對一些石油國家發動戰爭，比如1990年的海灣戰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等，無一不與石油相關。美國借此控制更多石油資源，顯然有利于強化“石油美元”體系。以此視角觀之，2026年以來美國先后對委內瑞拉和伊朗動手，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延續著這種“石油美元”霸權邏輯。

美國利用地緣政治沖突甚至直接訴諸戰爭手段，原因在于維系“石油美元”霸權存在這樣一個邏輯鏈條：一是攫取對更多石油資源的控制權；二是通過石油與美元綁定的支付體系維持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權，使美元成為主要大宗商品的國際計價貨幣和結算貨幣。

與此同時，美元大量輸出用于購買石油，還可以給美國帶來大量鑄幣稅。為了購買石油，其他國家則需要獲得美元的清償力，要么通過美元貿易盈余，要么通過美元借款，而隨著美元流出增加，鑄幣稅也會增加。另外，作為其他國家外匯的美元回流投資美國國債，或投資美國金融市場其他產品，也對美國國內投資、消費甚至軍工產業發展起到一定支撐作用。美國發動戰爭消耗了大量武器彈藥，通過戰爭維護美元霸權，“石油美元”體系卻能推動美元的回流，又進一步刺激美國軍工產業發展，由此形成一個循環，更確切地說是“軍事霸權—石油美元—美元霸權”的閉環。

而且，“石油美元”增加了美國與相關產油國資本和貿易往來，從經濟上加強了產油國對美國的經濟依存關系，進一步強化對美國支付體系、結算體系的依賴。

不過，美國歷史上無論直接還是間接以石油為目的或手段的戰爭，往往導致一些地區性乃至全球性的政治經濟動蕩，因此經常成為地區或世界不穩定的重要因素。美國維護“石油美元”霸權體系，設法把一些產油國納入自身地緣經濟勢力范圍，試圖控制這些國家的石油經濟命脈，進而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政治走勢。美國控制“石油美元”的結算體系，把其他國家貨幣排斥在外，實際上掌握了動輒對其他國家實施制裁的“便利”，比如美國通過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先后對伊朗、俄羅斯、伊拉克和利比亞等國實施制裁。美國的軍事霸權和“石油美元”霸權相互強化，一方面威懾一些小國和弱國，另一方面敲詐某些國家或地區購買美制武器、開放市場和降低關稅等。

總之，在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支撐下，美國動輒跳過聯合國發動戰爭，對外使用武力或實施經濟制裁，明顯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軍事霸權、經濟霸權和美元霸權相互支撐，宣揚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造成嚴重沖擊和傷害。

來自歷史深處的警醒

章玉貴

無論36年前的海灣戰爭、23年前的伊拉克戰爭等標志性歷史性事件，還是當前引發世界廣泛關注的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背后都有著美國在國內政治牽引、能源利益考量以及全球霸權沖動下加大對中東事務干涉的因素。從實際結果來看，過去那些事件中的戰爭外溢以及由此觸發油氣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常給美國帶來經濟乃至政治層面的反噬。如今，這種效應可能再次顯現。

1990年海灣戰爭使當時的美國展現了在冷戰后“一超獨霸”的全球地位。按照美國一些媒體和學者的分析，那場戰爭很大程度上是一場“石油戰爭”，是為防止伊拉克薩達姆政府控制科威特乃至沙特的油田進而操控國際油價。美方決定動武，但隨即見識了中東“帝國泥淖”的一面：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自1990年8月啟動“沙漠盾牌”行動后，國際油價一路跳漲，從1990年7月下旬的約18美元/桶上漲到10月的40美元/桶左右，漲幅超過100%，結果引發第三次“石油危機”。盡管以沙特為首的歐佩克（OPEC）國家隨后啟動增產促使油價逐漸回落，美國卻因就此開啟頻繁介入全球事務的政策螺旋，資源與精力錯配導致解決國內經濟問題的時間窗口不斷流失，民眾不滿日增，時任總統老布什最終落得“贏了戰爭輸了選舉”的下場。

12年后的2003年，美國未經聯合國授權便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悍然發動伊拉克戰爭。這場極具爭議的戰爭，也被認為有美國政府“軍事開路”為西方石油企業在伊拉克分一杯羹的目的。雖然美英等國軍隊占領伊拉克后，西方國家一些油企賺得盆滿缽滿，但戰爭周期漫長、傷亡慘重以及次生經濟災害嚴重等，也給美國帶來嚴重負面影響。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與公共財政專家琳達·比爾米斯在其合著的《三萬億美元的戰爭：伊拉克戰爭的真實成本》一書中指出，美國入侵伊拉克是一個嚴重錯誤，代價極其高昂。他們測算，美國用于直接軍事開支和債務利息、退伍軍人醫療、重建費用等長期支出的最終總成本超過3萬億美元。

深陷伊拉克戰爭泥潭期間，美國經歷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為防止次貸危機最終摧毀美國稱霸世界的力量載體之一——華爾街金融巨頭，當時已在執政末期的小布什政府開出巨額救市支票，給美國搖搖欲墜的金融體系大面積輸血，并且要求日、德、英等國采取類似措施。這場192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經濟干預，強化了美國飲鴆止渴的債務驅動型經濟模式：一旦經濟失靈，美國便毫不猶豫開動印鈔機，啟動無限量化寬松（QE）模式。一種觀點認為，如果當初沒有貿然發動伊拉克戰爭并因此遭受嚴重拖累，美國經濟可能不會經歷那樣一場既禍及自身又波及世界的災難。

這些都是來自歷史的警醒。現在，美以襲擊伊朗正在呈現向中東地區更大范圍外溢和蔓延的跡象，這場戰爭的持續時間未必完全在美以控制范圍之內。如果形勢變得更加嚴峻，霍爾木茲海峽受阻以及伊朗對海灣多國美軍基地的報復性打擊等，或使全球能源供應安全風險累增。事實上，隨著油價上摸100美元每桶正在成為大概率事件，一場潛在的“石油危機”已在發酵之中。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日前發布的一份聲明中警告說，關稅、債務等方面問題正給美國經濟增長前景帶來風險。即便在沒有發動戰爭的政策基準下，美國聯邦政府預算赤字占美國GDP的比重將在今年升至6.1%。而今襲擊伊朗的行動將給美國經濟帶來新的負擔，比如再次刺激通脹加劇。如果無法盡快從對伊朗軍事行動中抽身并避免被拖入一場消耗戰，美國短時間內可能騎虎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