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 馮亞仁 環球時報記者 李迅典 徐嘉彤】編者的話：美國西北大學歷史學家伊默瓦爾在《如何隱藏一個帝國：大美利堅史》一書中直言：“美國帝國主義從未真正終結。” 回望歷史可以發現，所謂的“新帝國主義”，其實是美國建國初期就已存在的政治話語經過長期演變而來的產物。隨著國力增強與擴張野心膨脹，美國的擴張路徑從陸地邊疆延伸至海外邊疆，其擴張方式從直接占領領土轉變為通過條約、規則和市場獲取利益，其干涉手段也從尋求道義包裝日益走向更加直接、赤裸裸的暴力。在本系列報道的第二篇，我們將追溯美國從“天定命運”到“帝國夢”的思想脈絡，探尋這一擴張邏輯背后的歷史基因。

“門羅主義”和“天定使命”的合流

回望過去200余年，美國“新帝國主義”擴張邏輯的歷史根源在于兩種政治話語的合流：一種是“門羅主義”所代表的地區排他性，另一種是“天定使命”所代表的道德使命感。

“美洲大陸……今后不應再被歐洲列強視為殖民擴張對象?！?823年12月，時任美國總統門羅在國情咨文中這樣宣告。由此，“門羅主義”政策基本確立，“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口號被提出。這番講話還勾勒出一個雄心勃勃的愿景——一種由美國主導的新大陸秩序。不過，彼時的美國還不是軍事強國，這種愿景也沒被視作明確的行動宣言。

但隨著美國國家實力的變化，“門羅主義”的內涵也在被重新解釋。1904年，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門羅主義的羅斯福推論”，宣稱當拉美國家出現“為非作歹或懦弱無能”情況時，美國有權行使“國際警察”權力進行武裝干涉。2025年，特朗普政府又提出“特朗普推論”，將拉美界定為美國“核心利益專屬區”。就這樣，美國國力上升使“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演變為“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其代表的政策也從“排歐”升級為“排他”，為美國在西半球充當仲裁者的自我授權留出余地。

“天定使命”話語的形成與“門羅主義”話語并行。19世紀40年代，處于美英“共同占領”狀態的俄勒岡地區迎來移民潮，美國定居者數量迅速上升，相對于英國居民形成明顯優勢，當時就出現將俄勒岡納入美國聯邦的主張。1844年，民主黨的波爾克以“重新合并得克薩斯（原屬墨西哥，1845年12月并入美國聯邦）和重新占領俄勒岡”為競選綱領贏得總統大選。

第二年夏天，民主黨喉舌雜志與黨派報紙編輯約翰·奧沙利文首次在一篇文章中寫下“天定使命”這一說法，闡釋了吞并得克薩斯的合理性及美國擴張的不可避免性，認為美國人口擴張的歷史進程是對抗歐洲干涉的根本方法。后來，在討論俄勒岡問題時，奧沙利文再次強調“天定使命”，這一主張開始被賦予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民主黨人將其高舉為政治旗幟，頻繁地用于俄勒岡問題的辯論中。

上海外國語大學美國與環太平洋地區研究所研究員吳小凡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天定使命’以一種道德化、歷史化的修辭，將西進拓殖、領土兼并與移民推進包裝為‘自由與文明的自然外溢’，使利益算計與暴力沖突在敘事層面顯得像是‘歷史必然’?！?/p>

從19世紀中葉起，美國的擴張野心不斷膨脹，美國“帝國夢”逐漸成形。吳小凡告訴《環球時報》記者，1846年至1848年的美墨戰爭標志著美國擴張的國家化與戰爭化，美國通過武力實現了從事實占據到法理兼并的跨越，并將“天定使命”固化為國內動員的合法性敘事。19世紀末，隨著西進運動接近尾聲，美國從拓展大陸邊疆轉向拓展海外邊疆，如1898年美西戰爭后，美國不僅攫取了海外領地與基地體系，更推動了帝國形態的轉型。與此同時，美國的對外擴張開始與貿易、金融相結合，“門戶開放”政策應運而生，標志著帝國運作不總以直接占領為手段，也可在條約、規則與市場機會中實現。

二戰后，美國在更大尺度上構筑起全球性帝國形態。這一時期的變化不僅在于美國國力的增長，更在于其戰略方向的轉變。1947年杜魯門主義的提出標志著美國告別孤立主義傳統，轉而以同盟體系、國際組織和遍布全球的軍事據點深度介入并塑造世界秩序，由此把對外介入從非常態選擇轉化為長期戰略。

進入冷戰時期，“門羅主義”和“天定使命”在遏制敘事中合流，共同將美國的帝國主義霸權行徑重新解釋為所謂的“大國責任”。冷戰結束后，美國將自身視為地球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單極世界的出現標志著美國霸權的開端，美國主流媒體也將這一歷史節點稱為“美國帝國主義的黎明”。這一時期，美國把擴張進一步秩序化，將自身利益設置為所謂“規則”，通過制度輸出、市場整合與聯盟擴展維系主導權。上世紀90年代，面對日本與歐盟在貿易、產業與技術層面的競爭，美國以市場準入、產業標準與報復性關稅等工具對盟友施壓，揭示了美國所強調的“秩序”更像維護相對優勢的再分配機制。

隨著“9·11”事件后反恐戰爭的展開，美國“帝國夢”得到強化。在美國國內，伊拉克戰爭（2003年至2011年）不僅被視為一場軍事行動，更被部分政治與軍事評論定義為“美國新帝國主義的試金石”。這種論調背后透露出一種歷史自負：美國不再只是全球體系中的一部分，而是全球秩序的建立與維護者。

從羅馬帝國到美國，將無休止的戰爭包裝為“防御需要”

在采取一系列帝國主義霸權行徑的過程中，美國精英階層對其進行了精密的“理論包裝”和“自我辯護”。

任何帝國發動擴張戰爭都需要某種正當性話語，其中最常見的便是“防御性戰爭論”。1919年，美籍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帝國主義的社會學》中這樣描述羅馬帝國鼎盛時期的邏輯：“世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一個角落，不被宣稱有某種利益正遭受威脅或攻擊。這利益若不屬于羅馬帝國自身，那便是其盟友的；若沒有盟友，便會發明出來盟友……戰爭總是被賦予合法性的光環。羅馬永遠在被心懷惡意的鄰國攻擊，永遠在為生存空間而戰。整個世界仿佛布滿敵人，而防范其侵略意圖，顯然是羅馬帝國的責任?！?/p>

這種將無休止的戰爭包裝為“防御需要”的思維，并未隨著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消失。2002年美國政府向國會提交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確立了多項核心原則，包括維持美國無可匹敵的全球軍事優勢、準備在全球任何地方對被視為威脅美國及其盟友安全的國家或力量發動“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等。對此，美國前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曾直言：“這一戰略呼喚的是21世紀的美國帝國主義，沒有任何國家能夠接受，也不應當接受?！?/p>

在官方立場上，美國將對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政策目標辯解為針對一個“執意研發和部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流氓國家”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然而，從帝國主義歷史演變的角度看，美國發動戰爭的真正動機，是為了向世界宣告：我們已準備好隨心所欲地動用自身力量。

“官方關于伊拉克的說法從來就站不住腳……”《亞特蘭大憲政報》2002年9月的一篇評論這樣寫道，“如果這場戰爭爆發，其目的在于正式宣告美國作為一個成熟的全球帝國登上歷史舞臺，獨攬全球警察的權威與責任。這將是一項籌劃十余年的計劃的頂點——由那些堅信美國必須抓住機遇實現全球統治的人推動，哪怕美國真的因此成為所謂‘美國帝國主義者’。羅馬從不滿足于遏制，它選擇征服。我們亦應如此?！?/p>

在美國，還存在一系列為帝國主義霸權行徑辯護的論調。如“單極穩定論”認為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其霸權下的單極體系最有利于世界穩定。再比如“失敗國家論”認為所謂“失敗國家”內部動亂、恐怖主義、非法移民等對國際社會構成威脅，必須通過“帝國主義政策”對其進行“改造”。

吳小凡認為，上述這些理論將“絕對權力”等同于“秩序”，卻選擇性忽視霸權擴張給全球帶來的不安與風險。美國通過人權理論賦予自身干涉他國的“道德特許證”，卻在盟友侵犯人權時選擇性失明；美國借助“先發制人”來模糊防御與侵略的法律邊界，讓武力使用變得隨意，給全球和平與穩定帶來破壞；美國還通過所謂“民主和平論”將國際政治簡化為意識形態的敵我陣營，加劇了國際關系的對抗性與分裂風險。在實踐中，美國不斷通過操弄“規則”與“例外”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當國際法符合美國私利時，它就化身“規則的衛道士”；而當國際準則對其構成制約時，它又利用“例外”跳出框架進行單邊行動。

“新MAGA帝國主義”的現實土壤

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的戰略姿態出現了明顯右轉，但這種轉向并非向孤立主義傾斜，反而在一些領域展現出更赤裸裸、更具競爭性的霸權策略。特朗普上臺時宣揚“美國優先”，看似強調去全球化與主權回歸，但現實政策卻在多層面推動了一種更具進攻性的帝國主義霸權行徑，被一些美國媒體稱為“新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帝國主義”。它的表現包括美國針對那些尚未完全受其主導或被視為承擔過多負擔的國際組織發動攻擊——如聯合國、北約等。此外，貿易關系不再被視為互利，而完全作為基于國家實力的交易手段。

談及當下美國“新帝國主義”的現實土壤，吳小凡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新帝國主義”是美國單極霸權的相對衰落與其國內社會撕裂疊加的產物。全球化收益與成本在其國內分配不均衡導致制造業空心化、地區差距擴大，該趨勢與身份政治的碰撞推動了政治光譜的整體右移，使“美國優先”在選舉動員與政策設計中獲得更高權重。在此背景下，華盛頓精英階層對盟友體系的投入意愿下降，轉而以關稅、制裁、產業政策與技術管制等手段，將外部競爭重新描繪為國家安全問題，以此維護相對優勢。移民議題在這一結構中被高度政治化，成為動員本土主義、制造對立的工具。這一系列變化標志著美國霸權進入“規則與例外”切換的極端期，對內表現為通過排外緩解衰落焦慮，對外則以主權絕對化為借口踐踏國際公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