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歐盟高調重提“歐洲制造”（Made in Europe），試圖通過強化本土產業、在公共采購和補貼規則中傾斜本地制造，應對外部競爭加劇與內部產業空心化壓力。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斯特凡納·塞茹爾內聯合1100多位企業領袖呼吁：若無強有力的產業政策，歐洲將淪為他國博弈的“游戲場”。即將出臺的《工業加速器法案》擬在公共采購中傾斜本地制造，矛頭直指中國低價商品競爭，也回應美國《通脹削減法案》引發的產業外流焦慮。塞茹爾內宣稱：“中國有‘中國制造’，美國有‘購買美國貨’，歐洲為什么不能？”這一表態在政治層面具有較強動員力。

但需要指出的是，與其說“歐洲制造”是一項成熟、統一的戰略，不如說它更像是多項政策工具的集合與方向性表態，其內涵、邊界與執行方式仍處在博弈之中。事實上，歐盟內部對這一思路并未形成穩固共識。法國明確支持在公共采購和補貼規則中強化“歐洲優先”，將其視為重塑工業基礎的重要抓手；而瑞典、捷克等國則擔憂，本地化要求可能推高成本、削弱投資吸引力，甚至侵蝕單一市場原則。產業界態度同樣分化，汽車行業尤為謹慎。福特歐洲業務負責人強調，相關規則應包容英國、土耳其等關鍵供應鏈伙伴；梅賽德斯-奔馳管理層則警告，過度強調本地化，可能導致供應鏈割裂，加劇通脹壓力，反而壓縮歐洲企業的全球市場空間。

更根本的問題在于，歐洲當前面臨的競爭力下滑，并非主要由外部沖擊造成。受歐盟委托撰寫競爭力評估報告的歐洲央行前行長馬里奧·德拉吉明確指出，歐洲在生產率增長、人均GDP增速、創新成果轉化以及培育全球性龍頭企業方面，已系統性落后于美國和中國。值得注意的是，《德拉吉報告》及其衍生的“競爭力指南針”推進已一年有余，但從成員國協調、立法推進到資金與項目落地看，整體仍乏善可陳：大量舉措停留在框架與倡議層面，難以對結構性短板形成“立竿見影”的修復。

在人工智能、數字平臺、新能源汽車等新賽道上，歐洲整體存在感有限，難以形成規模化突破，某種意義上陷入“中等技術陷阱”。這一局面背后，是多重結構性因素的長期積累。一是，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供給萎縮、創新活力下降；二是，歐盟監管體系雖以高標準著稱，但在經濟低迷期卻成為負擔——環保、勞工、數據等法規層層疊加，被批評為“管得太多”，抑制了企業試錯與快速迭代的空間。三是，過度聚焦“去碳化”被指演變為一種“無增長議程”，高昂的能源成本與激進的綠色轉型目標，使制造業外遷壓力陡增。四是，歐盟資本市場高度碎片化，企業融資嚴重依賴銀行體系，風險資本不足，導致初創企業難以規模化，錯失技術革命窗口期。這些問題，顯然不是通過設置貿易或采購壁壘就能解決的。

在這一背景下，“歐洲制造”若被簡單理解為筑墻自守、限制進口、強制本地化，其作用恐怕十分有限。短期內或可安撫部分產業情緒，但長期看，可能削弱市場競爭機制，抑制創新動力，甚至動搖歐盟單一市場的制度基礎。因此，來自歐洲內部的提醒也值得重視。歐洲議會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席貝恩德·朗格就曾警告，不應以經濟安全為名讓政策滑向保護主義，更應通過開放與可信伙伴多元化來降低風險、增強韌性。事實上，不少歐洲領先企業并不回避競爭。德國汽車零部件巨頭采埃孚的管理層曾將中國市場形容為企業的“健身房”——能在高強度競爭中站穩腳跟，本身就是能力的證明。這種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內部改革動力的心態，或許更符合歐洲的長期利益。

總之，提出“歐洲制造”本身無可厚非，關鍵在于如何定位和實施。如果它服務于提升創新能力、完善資本市場、降低能源成本、增強產業生態韌性，那么它可能成為改革的催化劑；但若異化為排他性保護主義工具，模仿補貼競賽與市場封閉，不僅難以彌補結構性短板，也可能背離歐盟長期倡導的開放與多邊主義原則。說到底，歐洲眼下爭論的仍是一個老問題：究竟更應追求“公平市場”（強調規則與公平競爭、外部約束）還是“有效市場”（強調效率與規模、快速資源配置）？“歐洲制造”若只回答“公平”的焦慮，卻無法兌現“有效”的增長與創新，終將陷入口號強度高于改革深度的困境。保護主義或許能提供一時庇護，但只有在真實競爭中錘煉能力，“歐洲制造”才能在全球舞臺上重新贏得位置。（作者分別是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歐洲學會會長，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