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美國政府對全球實施“對等關稅”越權后，華盛頓雖然迅速宣布啟動新的全球進口關稅，但其“交易式威懾”是否失靈備受國際輿論關注。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議題展開討論。
陳淑梅：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教授
霍 達：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
龔 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系教授
全球南方需構建系統性應對體系
陳淑梅
當美國最高法院日前以6∶3裁定美國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實施的全球“對等關稅”越權違法時，可以說，華盛頓的關稅政策“法律基石”已經被直接否定。
自本屆美國政府上臺后，世界目睹了一場美國外交范式的劇烈轉向：威脅不再是其工具箱中的備選項，而日益成為華盛頓處理國際關系的默認語言。這種以“交易式威懾”為包裝的脅迫手段，正從戰術選擇異化為戰略慣性，其頻率與烈度在2026年開年之際再度升級。
1月中下旬美方聲稱，若加拿大推進對華自貿談判，將對所有加拿大輸美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在歐洲方向，華盛頓以“購買格陵蘭島”為由威脅對丹麥等八國加征關稅。在美國最高法院作出裁決后，華盛頓迅速啟動新的10%全球進口關稅（隨后提升至15%），并醞釀依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對大型電池、鑄鐵配件、塑料管道等六大行業發起新的“國家安全關稅”調查。這一系列跨區域脅迫行為清晰表明，美國的“威懾”效應不如預期，逐漸滑向依靠威脅維持霸權的路徑依賴。
事實上這種“交易式威懾”的實效正在遭遇三重悖論的挑戰。其一，邊際效用遞減。當威脅被濫用，其震懾力便如超發的貨幣般急劇貶值。華盛頓對全球幾乎所有貿易伙伴實施“對等關稅”，但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證明，這種繞過國會、濫用“國家緊急狀態”的征稅行為已觸及美國憲政秩序的底線。盡管白宮試圖以新的法律依據重啟全球性關稅，但這種“法律工具箱的輪換使用”恰恰暴露了其政策合法性的脆弱。多數經濟體并未如預期般迅速妥協，反而加速了雙邊/區域貿易協定的推進步伐，以對沖單邊主義風險。這證明，經濟脅迫的效果并非總能如愿。
其二，反噬效應顯現。“交易式威懾”迫使美國的傳統盟友不得不重新評估其對美依賴的風險，歐洲加速推進戰略自主。法國、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領導人先后率龐大商界代表團訪華，加拿大、墨西哥等鄰國也在積極加強與新興經濟體的經貿紐帶。華盛頓的單邊主義霸凌，讓其聯盟體系中的盟友作出新的思考和選擇。
其三，信譽赤字累積。頻繁的“極限施壓”與達成協議后戲劇性地推翻協議任意加稅，嚴重削弱了美國國家承諾的可信度。這種言而無信、“司法裁決難擋征稅沖動”的做法，使得華盛頓在真正需要運用政府承諾進行危機管控的關頭，其言語分量大打折扣，戰略信譽的透支最終將反噬其自身。
更深遠的影響還在于全球秩序的結構性松動。二戰后以規則為基礎、以多邊協商為特征的國際體系，正被“實力即正義”的叢林邏輯所侵蝕。當世界頭號大國率先拋棄國際法和多邊機制，甚至在國內制衡體系下仍執意擴張行政權力、將關稅武器化，轉而依賴單邊脅迫，中小國家被迫在“選邊站隊”與“戰略對沖”之間艱難尋求平衡。這種秩序真空一方面催生了區域合作的新動力，另一方面也放大了地緣沖突的風險敞口。
面對“威脅外交”的常態化，世界各國，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需要構建一個多層次、系統性的應對體系。短期內，應著力強化經濟韌性，通過推動供應鏈的多元化布局、拓展本幣結算體系等方式，降低對單一貨幣和市場的依賴，從而削弱單邊制裁的殺傷力。密切關注美國關稅政策的法律演變，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和美國國內司法救濟途徑維護自身權益。
中期來看，需積極推動“小多邊主義”和功能性領域的國際合作，在氣候變化、全球公共衛生、數字治理等領域重建合作網絡，以對沖大國戰略對抗帶來的外溢效應。
長期而言，各國須更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和國際規則的重塑，特別是在人工智能、外空、深海等新興領域爭取制度性話語權，避免未來被少數國家所主導。
“特里芬兩難”，華盛頓該如何化解？
霍 達
全球貿易網絡中的“特里芬兩難”，為分析美國實施單邊加征高額關稅政策給開放經濟帶來的“非對稱貿易效應”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視角。這一理論由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于1960年在《黃金與美元危機——自由兌換的未來》中提出，即國際貨幣體系依賴主權貨幣時產生的制度性矛盾。
具體而言，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發展過程中，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形成了全球貿易網絡中的“特里芬兩難”。一方面，全球對美元的需求以各國加大出口貿易輸出的形式，帶來美國貿易逆差的提升。另一方面，美國對貿易逆差的縮減，對各國通過出口貿易獲取美元的途徑形成限制。在解決這一經濟問題中，本屆美國政府啟動“對等關稅”（及類似關稅加征名義）工具，但結果是鞏固美國作為全球貿易網絡及金融網絡的中心節點地位與縮減貿易逆差之間的矛盾。在美國作為經濟大國參與全球開放經濟有序運行的過程中，“對等關稅”對貿易網絡形成了“非對稱貿易效應”。該效應是指貿易政策、匯率變動或外部沖擊對不同國家、產業或企業產生不均等影響的現象。
為實現縮減貿易逆差這個單一目標，華盛頓忽略了世界各國通過雙邊貿易為美國全球經貿網絡關鍵節點地位提供的支持作用。而美國擁有這一關鍵節點地位，又構成了其通過全球市場資源配置推動產業鏈、創新鏈、金融鏈多鏈融合的重要生態競爭優勢。華盛頓應把目光放長遠。
此外，美國在國際產品“生命周期”中發揮的作用，為研究其關稅政策在技術演進中的“非對稱貿易效應”提供了重要的產業視角。作為研發密集型經濟體，美國在國際產品生命周期中具有一定的先入優勢。長期累積的技術優勢和成熟的市場經驗，為美國將勞動力中間品有效轉化為知識型最終品提供了重要基礎。美國在知識資本的博弈和競爭中，通過在全球開放經濟中發揮信息要素、技術要素、數據要素的綜合效應，逐漸擴大在新經濟增長中的競爭優勢，進而形成了研發密集型產品帶動勞動密集型服務價值提升的“雙螺旋增長模式”。
然而，以知識產品的高附加值為“核心競爭優勢”建立的美國知識經濟，難以通過關稅政策簡單回避對制造服務型經濟體（如中國等制造業產品出口較多的國家）的效率依賴與生態合作。因此，美國要在全球范圍實現知識要素與勞動力要素“協同增值”，仍需要制造服務型經濟體在全球生產網絡發展中持續提供效率支持。
從全局來看，美國實施的單邊高關稅政策，將對全球開放經濟的高水平發展和高質量合作帶來不確定性沖擊。各國供應商的出口供給彈性（即產品可以出口給多個國家），將對關稅政策所能發揮的作用形成重要影響。靠關稅工具干預供給彈性的行為機制，將導致原本產品流向關稅優惠國的“最優關稅效應”向“禁止性關稅效應”轉變。換言之，供給彈性較高的產品會選擇拒絕關稅干預，從而形成“對等關稅”影響下的貿易轉移，進而對全球貿易網絡帶來影響。
一方面，新興市場隨著創新加速和對戰略資產型投資加大，在新基建、新能源、新經濟、新消費等領域的出口潛力和核心競爭力進一步提升。同時全球開放經濟通過全球南方內部及地區自貿協定等合作平臺，進一步升級了局部的經貿融通。另一方面，對美國而言，在進口領域受關稅沖擊較大的消費品、工業品、汽車產品等，均對國內民生經濟具有重要影響，同時對美國企業尤其中小企業的經營成本形成較大壓力，甚至將對美國家庭尤其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者形成進一步的不確定性沖擊。
美國作為全球開放經濟的重要成員，對貿易網絡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進一步考慮單邊主義政策和貿易保護主義所形成的系統性貿易風險，否則必將遭到反噬。
“關稅鬧劇”是換湯不換藥
龔 炯
在討論美國最高法院作出相關裁決帶來的影響之前，需要指出的是，本屆美國政府此前發動的“關稅貿易戰”已與幾個重要貿易伙伴國達成協議。包括英國、日本以及幾個重要的新興市場國家。另一方面，歐洲議會圍繞歐美貿易協議的立法審批進程卻按下“暫停鍵”。對此，華盛頓方面盡管放話“毀約者將遭更高關稅反擊”，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內心的擔憂。
在筆者看來，依照目前美國政府的政策思路，“關稅工具”只能繼續搞下去，不太可能導致華盛頓的貿易政策“變軌”。因為，如果改變思路，那意味著美國政府過去一年的“關稅大棒”威懾前功盡棄。
接下來，華盛頓肯定會利用最高法院裁決對自己有利的一面，來給自己找尋更大的政策空間。這項判決主要指出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項下，并沒有賦予總統制定關稅稅率的權力。判決引用了法案中總統能夠行使的九種權力動詞（調查、阻止、指導、強迫、使無效、作廢、阻止、禁止、監管），但就是沒有制定關稅稅率。當然，在最高法院作出裁決后，白宮方面堅持總統有各種干預貿易的權力。
這一裁決同時也明確一個重要概念——關稅（tariff）就是稅（tax）。美國《憲法》第一條第8節賦予美國國會征稅權，但之前關稅到底是不是稅一直有爭議。白宮的理由是“關稅由出口商支付，對美國消費者不造成負擔”，因此不是稅。但目前有多份研究報告指出，當前加征的關稅90%以上是由美國消費者負擔，平均每個家庭一年多付出了約1000美元，對很多美國中下層家庭影響很大。同時，加征關稅令美國通脹水平升高。
但判決并沒有剝奪白宮對于關稅政策工具箱的使用權。白宮還可以依照其他現有貿易相關法案，達到提升關稅稅率的目的。例如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和301條、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以及1930年《關稅法》（通常被稱為《斯穆特-霍利關稅法》）第338條。而白宮正是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宣布對所有國家都征收基礎性的10%關稅，之后又改成了15%。
那么，華盛頓實施15%新的關稅政策會對全球帶來哪些新的影響？根據最新的“全球貿易預警”報告，研究表明美國幾個主要的貿易伙伴中，巴西、中國、印度可能受益更大，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亞洲的部分其他國家受益次之，反而是美國的幾個歐洲盟國受益出現倒退。在美國的歐洲貿易伙伴中，受影響最大的可能是英國，關稅稅率將上漲2.1%。整體來看，其他國家的實際關稅稅率并無大的變化。“全球貿易預警”報告指出，根據貿易體量加權平均計算，新的關稅政策令美國實際關稅稅率總體降了1個多百分點。
由于美國與巴西、中國等國的最終關稅稅率本來就還沒最終敲定下來，因此外界認為在華盛頓新關稅政策下，談判的空間可能更大一些。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格里爾25日作出表態，在對華關稅問題上短期內會維持現狀。他表示美方無意突破現有稅率區間，并將嚴格遵守與中方達成的協議。
需要注意的是，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征收的15%基礎性關稅只有150天的適用期，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正在研究通過其他貿易相關法案條款制定關稅。換言之，美國官方很有可能在150天之后出臺一系列行政令，復制目前針對各國的關稅稅率，力圖繼續維持現有貿易談判的結果。
因此，華盛頓近期上演的這場“關稅鬧劇”是換湯不換藥，并不會改變美國的貿易大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