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投票結果裁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沒有授權總統征收大規模關稅。裁決公布后，特朗普大發雷霆，立即援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征收稅率10%的“全球進口關稅”，次日又在個人社交賬號上發文：將10%關稅“立即生效”上調至法律上限的15%，并抨擊最高法院多數派大法官“不愛國，不忠于我們的憲法”。這一系列動向表明，特朗普政府與最高法院的斗爭將日趨激烈。

裁決宣告IEEPA關稅終結

最高法院本次裁決的結果與去年11月庭審后透露的信息實際上并無差異，其核心是重申憲法將征收“稅、關稅、進口稅與國內消費稅”的權力明確賦予國會，同時明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文本中的“監管（regulate）”一詞沒有授予關稅權。也就是說，特朗普援引該法對加拿大、墨西哥多數進口加征25%，對中國多數進口加征10%的“芬太尼關稅”以及對所有貿易伙伴普遍征收至少10%關稅，對數十國適用更高稅率“對等關稅”均系違法。

基于美國司法程序，最高法院裁決在該案中具有最終法律效力，行政部門幾乎沒有拒絕執行的空間。

從歷史上看，最高法院的裁決受到歷任總統尊重。1954年，最高法院宣布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制度違憲，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盡管對該判決持保留意見，但依然派遣101空降師護送阿肯色州小石城的9名黑人學生入學。1974年前總統尼克松在“水門事件”中以行政特權為由拒絕配合調查，經最高法院裁決后只能交出涉案錄音隨后黯然辭職。2023年，前總統拜登曾頒發行政令要求豁免4300億美元學生貸款，但最高法院的裁決迫使其放棄計劃。特朗普本人在第一任期時曾主張現任總統享有廣泛刑事調查豁免，拒絕提供稅務數據。最高法院裁決紐約州檢察官可調取其稅務記錄后，特朗普也不得不對此表示認可。

而且，特朗普也不具備公然違抗最高法院裁決的民意基礎。當前，特朗普國內支持率已經回落至40%左右的低點，共和黨在眾議院只占據218席勉強維持優勢。在中期選舉壓力下，特朗普處理國內事務時本就不敢隨心所欲，如果此時公然蔑視法律、違抗最高法院裁決則更容易授人以柄。

從特朗普的反應看，裁決結果公布后，雖然其本人表達強烈不滿，副總統萬斯甚至公開指責最高法院“不懂法律”，但白宮第一時間作出回應，結束了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征收關稅的行政令；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也確認相關關稅于2月24日0時停止征收。這種“心口不一”恰恰證明了特朗普政府相關關稅政策違法無可爭議。

特朗普仍可變相“架空”裁決

最高法院此次裁決雖有終局性效力，但其作用范圍只限于“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征收關稅”行為，既不會影響其他現行關稅，也不會影響正在進行的關稅調查，更不對未來法院如何裁決其他貿易法規提供參考。這種克制性為特朗普留出了應對空間，使其能夠在不公然違抗裁決的條件下，用其他手段“架空”裁決效果。

一是拖延。特朗普本次引用122條款征收關稅明顯有備而來：裁決當日白宮就發布相關行政令，甚至列出長達76頁的例外情況。然而新關稅同樣缺乏法律依據，其所謂的“大規模貿易逆差”與122條款所要求的“美國出現大規模且嚴重的國際收支赤字”之間存在本質區別，動用此條款更易引發訴訟。但考慮到該條款有效期僅有150天，不足以完成司法訴訟流程，特朗普引用該條款只是為后續動用其他條款爭取時間。此外，本次裁決未直接討論退還已征收稅款問題，且將退稅程序交由下級法院決定。據統計，基于IEEPA征收的關稅已超1750億美元，哪些企業能夠得到退稅，如何退稅等問題均不得而知。特朗普更是表示退稅事務“很可能要打五年以上的官司”，暗示政府并無立即開始大規模退稅的計劃，顯然也有拖延之意。

二是變通。早在去年11月庭審前，特朗普團隊就已經做好了應對敗訴的準備。據統計，為補齊IEEPA被判違法后留下的“關稅真空”，特朗普團隊的可用工具還包括應對所謂“不公平貿易行為”對特定產品加征關稅的301條款、對所謂“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進口商品所在行業加征無上限關稅的232條款、對向美國征收所謂“不合理歧視關稅”國家進口商品加征最高50%關稅的338條款。美國學者分析認為，這些貿易政策工具雖各有限制，但若組合使用能夠基本取代IEEPA效果，美國現行關稅稅率不會明顯下降。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接受采訪時也表示，“新一輪301調查將覆蓋多數主要貿易伙伴”，并指出“實施關稅的法律工具可能會變，但政策沒有變”。

三是威嚇。加征關稅只是手段，特朗普的真實用意始終是以關稅為籌碼憑空造牌，脅迫各國在與美國的經貿談判中作出更大讓步。特朗普新增122關稅后，各國的基礎關稅面臨明顯變數，而此前的讓步已變成單方面的“不平等條約”。歐盟因此表示將暫停批準此前達成的經貿協議，印度也將推遲舉行貿易協定有關談判。特朗普對此類行為極為不滿，警告要對“借用裁決玩弄手段”的國家施以更大懲罰，要求各國按照此前敲定的貿易協議履行承諾。

特朗普與最高法院之間的博弈仍將持續

這次的關稅裁決可能預示著特朗普與最高法院之間的博弈將進一步公開化。

有分析認為，本次裁決結果的公布時間耐人尋味。在外界盛傳特朗普將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的背景下，最高法院公布對總統不利裁決本身就是一種宣示，意在提醒特朗普其權力存在“邊界”。特朗普本人也感受到了壓力，承認即將于2026年4月1日在最高法院舉行口頭辯論的出生公民權案很可能再度受挫。去年12月，最高法院還曾阻止特朗普政府在芝加哥部署伊利諾伊州國民警衛隊。一系列動作顯示，最高法院對特朗普政府“胡作非為”的容忍度或已接近極限，未來或將作出更多對其不利的裁決。

但特朗普也不會就此作罷，即便關稅行政令受到最高法院阻撓，其也可迅速通過其他行政命令、緊急狀態授權等采取行動，而司法系統則必須經過起訴、上訴、巡回法院裁決乃至最高法院受理的完整程序才能對政府形成約束。行政系統擴張權力的速度遠快于司法系統通過裁決進行糾正的速度，這種現實給特朗普未來反復試探權力邊界，不斷挑戰“三權分立”創造條件。

可以預見的是，特朗普與最高法院的博弈將愈演愈烈，行政權將在一次次“邊緣試探”中失去信用，而司法權則在一次次被動應戰中卷入政治旋渦。博弈的結果很難判斷，但博弈代價卻可能是美國政治制度的公信力在持續拉鋸中不斷流失。（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平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汪子洋）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