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政府反復將“貿易失衡”描述為事關國家安全的核心問題。從政策實踐看，自2018年以來，美國密集使用了“301調查”、出口管制、“友岸外包”等一系列工具。這些政策目標高度集中，即通過減少進口，以壓降整體貿易逆差。

然而，實際貿易數據顯示，其實踐效果與政策宣示之間存在顯著張力：2018年至今，美國進口規模并未明顯收縮，商品貿易逆差反而不斷擴大。

從總量看，美國商品貿易逆差自2017年以來整體呈現明顯上升態勢。2017年時約為8000億美元，2019年約8500億美元，2021至2024年進一步攀升，并在2024年突破1.2萬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2月19日，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美國2025年商品貿易逆差金額達到創紀錄的12409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255億美元，增幅為2.1%。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自中國的直接進口占比雖有所下降，但自其他經濟體的進口規模同步大幅上升。新增進口不僅完全抵消了對華進口下降，還在推動整體逆差擴大。由于逆差在不同國家之間再分布，美國并未出現實質意義上的“進口收縮”，而是在保持甚至擴大進口總規模的同時，對進口來源結構進行了重新配置。

舉幾個具體的例子：美國自越南的商品進口規模在短短數年間成倍增長：2017年約為500億美元，到2024年前后已上升至1370億美元以上；同時，美國自墨西哥的進口規模持續創新高，由2017年的約3100億美元增長至2024年的5100億美元以上。

這表明，美國貿易逆差變化的特征不是減少，而是“逆差轉移”。在對中國加征高額關稅后，美國企業并未大規模將生產環節遷回本土，而是更多轉向越南、墨西哥、韓國等既有制造業基礎、又與美國市場聯系緊密的地區。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結構再配置并沒能如美國政府所愿，降低其對全球價值鏈的依賴。從進口產品結構看，美國前十大進口商品類別在2017—2025年間基本保持穩定，進口需求并未被貿易政策顯著壓縮。貿易政策更多只是給來源國換了個標簽，卻未改變全球生產網絡中價值創造和分配的基本邏輯。

美國貿易逆差問題的“政策失靈”，源于其內在經濟結構與政策工具之間的系統性錯配。國際宏觀經濟學早有論斷，一國的貿易逆差，本質上是其國內儲蓄—投資缺口的外在表現。在財政赤字長期高企、居民消費傾向偏高、金融體系對外吸納資本能力極強的條件下，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具有顯著的結構剛性。貿易政策無法徹底改變美國“低儲蓄—高消費”的結構性特征，也未顛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因此很難從根本上削弱貿易逆差形成的內生機制。

進一步而言，美國近年來不斷將貿易逆差問題“安全化”“政治化”，反而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貿易政策本應具備的經濟理性。美國的一些人之所以炒作逆差，并非以“解決貿易逆差”為真正目標，而是將其作為一個高度可塑的政治議題，對內回應部分群體的社會焦慮，對外為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政策提供看似直觀的理由，并強迫盟友“選邊站隊”。

歸根結底，在高度全球化、價值鏈深度交織的當今世界，想通過簡單的、單邊的貿易政策工具解決貿易逆差幾乎不可能。之所以貿易逆差議題在美國政策話語中持續凸顯，更多是由于其將自身結構性經濟問題政治化的目的。

面對美國日益政治化、工具化的貿易政策，中國應對的關鍵在于做好系統性、長期性準備。在戰略層面，需保持定力，深刻認識到此類措施并非針對短期貿易失衡的技術性調整，而是服務于美國國內政治動員的長期工具。在多邊層面，應將應對重心轉向“規則與預期管理”，通過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強化與主要貿易伙伴的規則協調，削弱單邊關稅政治化對國際貿易秩序的擾動。最后，我們自身也要通過擴大內需、提升產業鏈韌性、深化多元化國際合作等方式，逐步弱化外部對國內經濟運行的傳導。（作者分別是北京師范大學一帶一路學院副院長、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