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著荷蘭新一屆內閣的組建，數名“對華鷹派”政客走向前臺。其中包括將出任貿易大臣的舍爾茨瑪，他曾發表涉疆錯誤言論；新任外交大臣曾公開質疑“中國在鹿特丹港的存在”；挑起安世半導體紛爭的現經濟大臣卡雷曼斯，也將轉任基礎設施與水資源管理大臣。據報道，這個將于2月23日正式就職的新政府，還計劃“對中國竊取荷蘭知識產權”“惡意干涉荷蘭關鍵基礎設施”等采取“果斷行動”。荷方此番強硬表態，以及圍繞安世半導體所有權的紛爭，使中荷關系步入了一個敏感的觀察期。

對荷蘭政府來說，去年的“安世之亂”提供了一次非理性干預的慘痛教訓，也因為過度泛化“國家安全”概念，為歐盟成員國帶來了“回旋鏢效應”。荷方迫于外部壓力，試圖通過行政手段強行接管由中方控股的企業時，引發了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劇烈震蕩，歐洲的大眾、寶馬等車企一度面臨斷供風險。然而，盡管荷方一度暫停了其經濟大臣根據《貨物可用性法案》簽發的行政令，中荷雙方也就此展開多輪溝通磋商，荷方仍一意孤行發表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言論，更未采取任何實質性行動進行挽救。因此，荷蘭新政府更應該秉持客觀理性對華態度，同中方一道推動雙邊關系穩健發展，也為恢復全球半導體產供鏈的穩定與安全掃清障礙，而不是相反。

事實證明，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試圖通過行政手段剝奪合法產權，不僅在法理上站不住腳，在經濟上更是自殘之舉。半導體產業的全球分布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依托中國完整的產業鏈配套與規模優勢，安世半導體約70%至80%的產量在中國進行加工、測試和封裝。這一高效的全球產業分工，有助于穩定全球半導體供給、降低產業鏈成本，成為平抑通脹、提升整體產業效率的重要支撐。對中荷乃至中歐經貿關系而言，簡單的“政治解法”絕非良藥，過度干預只會透支國家的法治信譽和市場信心。

正如中方回應中提及的，中荷都是全球重要經濟體，互為重要合作伙伴。應當看到，中荷間的高附加值供應鏈已深度交融。荷蘭的立國之本即是近代海上貿易的“歐洲門戶”，如今依然是中國企業進入歐盟的樞紐之一，其領軍企業如阿斯麥、恩智浦等公司，已將中國市場深度融入其全球競爭力體系。2024年，阿斯麥對華出口營收在重重管制下依然占其總營收的40%以上，中國龐大的成熟工藝芯片市場與荷蘭尖端設備研發之間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同樣，約700家中國企業也出海荷蘭，為該國支撐起數以萬計的就業。

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是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歐之間在全球化分工浪潮下所形成的“鋼筋鐵骨”。正所謂“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對于任何一屆理性務實的荷蘭內閣而言，如果試圖在這些領域搞“脫鉤斷鏈”，無疑是在對本國就業市場、技術迭代效率和全球供應鏈的話語權同時進行自我削弱和損害。

由荷蘭觀歐洲，從更宏觀的視角看，中歐合作仍然也應當是動蕩秩序中的戰略錨點。中荷關系的走向不僅取決于海牙的決策，更受到大西洋彼岸政治變遷的影響。隨著“美國優先”色彩的再次強化，歐洲正面臨一種前所未有的背棄感，當昔日盟友開始蔑視多邊規則、推行孤立主義時，歐洲的“戰略自主”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倡導的維護全球產供鏈穩定暢通，與歐盟尋求的“防御性自主”在本質上有著共同的利益交集。中國不是歐洲的所謂“威脅”，而是其拉動經濟、實現綠色轉型與數字化的必要伙伴。對于荷蘭這樣的中等強國而言，在“前現代”的叢林法則回歸之際，盲目追隨外部意志火中取栗，顯然不是明智之舉。

即將上任的荷蘭政要們應該明白，治國理政最終要回到經濟發展與民生福祉上。那些致力于維護經濟全球化成果、擁抱多邊主義的力量，才是符合人類文明進步潮流的主角。通往務實理性的道路或許會有雜音，但邏輯的慣性終將讓雙邊關系回歸正軌。中歐已經邁入高端制造業深度協作的時代，這種協作可以為中荷兩國人民帶來福祉，符合中歐雙方共同利益，也是維護世界經濟秩序、全球產供鏈穩定的重要一環，應當給予呵護。（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