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哥斯達黎加同時舉行總統與國會選舉。主權人民黨候選人勞拉?費爾南德斯（Laura Fernandez）在首輪投票中獲得48.3%的選票，跨過40%的法定門檻，直接當選該國下一任總統。

“治安焦慮”成選舉主要議題

近年來，哥斯達黎加治安形勢惡化，與毒品相關的暴力事件頻發，使得這場選舉備受外界關注。但其選舉焦點并不在于傳統的“左”“右”意識形態的標簽，一種彌漫社會的“治安焦慮”反而壓倒其他議題，成為競選的主線。選民將“能否遏制犯罪上升”視為檢驗政府能力的首要標準。

在同期舉行的立法選舉中，費爾南德斯所在的主權人民黨在57個席位的一院制國會中斬獲31席，取得簡單多數優勢。這意味著新政府在未來一般立法和人事任命上將擁有更為順暢的通道，有望擺脫前任政府處處受國會掣肘的困境。然而，主權人民黨并沒有取得壓倒性優勢。由于未達到修改憲法所需的38席“超級多數”，在涉及司法、憲政或重大緊急授權等議題時，主權人民黨仍須與反對派進行協商，政治談判的空間依然存在。

費爾南德斯打造“強人”形象

從費爾南德斯的個人經歷來看，其政治身份具有明顯的延續性。現年39歲的她曾在查韋斯政府擔任國家規劃與經濟政策部部長，被視為現任總統羅德里戈?查韋斯（Rodrigo Chaves）的親密盟友與政治繼承人。這也塑造了她的競選基調：一方面強調延續現有路線，以“強化治理、注重執行”回應公眾對治安與腐敗的擔憂；另一方面又以“深刻且不可逆的變革”塑造新時代開端的個人形象，試圖將自己定位為既承接穩定、又敢于推動轉型的強勢領導人。

在施政綱領上，費爾南德斯的政策取向同樣明確：其將打擊毒品相關犯罪列為優先事項，主張采取更嚴厲手段遏制暴力，并提出仿照薩爾瓦多總統布克萊的模式興建高戒備監獄設施；有意推動憲法改革，在反犯罪名義下擴大行政處置權限，甚至可能觸及“臨時限制部分公民自由”的敏感領域；主張延續前任政府的市場友好的改革方向，注重改善投資環境與治理效能，以換取經濟增長與就業市場的穩定。

拉美右翼力量崛起

客觀而言，費爾南德斯的勝選，反映出拉美近期右翼及右傾民粹力量崛起背后的三重動力。

其一，拉美的“政治鐘擺”再次擺動。在部分拉美國家，執政的中左翼或改革派未能交出令民眾滿意的經濟答卷，于是選民轉向更強硬、更反建制的替代選項。

其二，非傳統安全議題重塑選舉邏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顯示，在拉美地區，最高約三成受訪者將犯罪與不安全視為國家“首要挑戰”；經濟與合作組織對拉美的調查也表明，平均約60%的受訪者將“犯罪或暴力”列為本國最緊迫問題之一。當安全議題凌駕于其他關切之上，主打“強勢治理”的候選人自然更容易凝聚多數支持。

其三，特朗普式保守主義的外溢效應日益顯現。美國在西半球推動的安全化敘事及其“強化區域主導”的傾向，客觀上為親近美國、重視安全的拉美右翼提供了更有利的外部氛圍與政治背書。

正因如此，未來哥斯達黎加政府在地區事務中與美國的互動，很可能呈現“安全合作先行、利益交換突出”的特點。華盛頓已在費爾南德斯當選后迅速致賀，并將合作議程明確錨定在緝毒、移民、網絡安全與經貿等領域。這既是對新政府路線的積極回應，也為后續的雙邊合作劃定框架。另一方面，在“新門羅主義”抬頭與美國加強泛安全化敘事邏輯的背景下，美國對中美洲的政策往往將反毒、移民管控與安全援助捆綁推進。哥斯達黎加若希望獲得更多資源與支持，或需在邊境治理、執法協作、情報共享等方面對美國展現更高配合度。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費爾南德斯能夠毫無阻力地將“強勢治理”推行到底。主權人民黨雖掌握簡單多數，卻未擁有“超級多數”，推動重大制度改革仍離不開跨黨派協商。同時，治安領域的重大改革如果觸及權力邊界與公民權利的敏感紅線，勢必引發國內外對民主制衡的持續關注。對費爾南德斯而言，真正的考驗不在于勝選之夜的政治宣言，而在于上任后能否在“快速見效的安全承諾”與“長期穩定的制度信譽”之間，找到一條不撕裂社會、也不透支民主的可行路徑。（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李俊霖、陳鑫琳）

編審：高霈寧 申罡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