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全球地緣政治發生動蕩變革，部分西方國家提供發展援助意愿持續下降，援助資金規模不斷收縮。特別是本屆美國政府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和大幅度縮減援助預算，致使西方主導的傳統全球發展合作體系幾近崩潰。在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并日益成為重塑國際秩序關鍵力量的當下，打破傳統路徑依賴，探索建立一個面向全球南方的新型全球發展合作體系已顯得尤為必要。

西方發展合作體系的目標定位日漸模糊

1949年，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針對亞非拉不發達地區實行經濟技術援助的“第四點計劃”，標志著真正意義上的美國對發展中國家援助的開始。以此為起點，西方國家逐步構建起一套集發展理論、資源供給及管理架構于一體的國際發展援助體系。該體系曾經是其統合全球南方國家、對抗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戰略工具。冷戰結束時，這一體系已達到頂峰。

蘇聯解體導致西方失去了地緣政治競爭對象，其發展援助也隨之失去國際博弈與國內政治動員的激勵。在此背景下，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在《1990 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提出每人每天1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標準，西方國家逐漸將“消除貧困”重塑為繼續統合南方國家的新錨點。如環境保護、氣候變化等人類發展的共同挑戰同時被西方更多地提及，并轉化為發達國家用以獲取國內選民支持和確保對外援助合法性的依據。在此語境下國際發展合作逐漸演化為“全球發展合作”，“后發展議程”等成為全球發展合作體系的重心，并形成以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DGs）和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為代表的國際共識。

然而，此后西方發展合作體系的目標定位日漸模糊。在英國、德國等主要援助國面臨難民危機、經濟增速放緩、民粹主義抬頭等內部困境，且未能得到實質性改善的背景下，傳統援助規模呈下降趨勢，體系危機已然浮現。

直至美國關閉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USAID，這一事件在實質上宣告了以西方理念主導的傳統全球發展合作體系逐漸走向終結。這一終結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

其一，傳統全球發展合作的資金供給出現斷裂。長期以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OECD-DAC）提供了全球超過80%的援助資金，構成了體系運轉的“基石”。但USAID關閉導致傳統發展合作的資金鏈條出現巨大空缺。“國際援助”在美國已徹底讓位于現實政治外交，完全淪為服務于國家戰略利益的工具，嚴格意義上的全球發展合作在美國已不復存在。

其二，西方用以支撐全球發展合作的知識體系逐漸失去有效性和解釋力。20世紀四五十年代，已實現工業化的西方國家尚具備與南方國家分享平行發展經驗的基礎，其提供的知識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契合當時南方國家的需求。然而，隨著西方國家自身的“去工業化”，其逐漸無法提供南方國家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所急需的知識和經驗。于是，西方國家發展研究機構以及西方主導的多邊發展機構知識生產部門（如世界銀行的發展研究部等），開始轉而生產“懸置性”的發展知識，將結構調整、公民社會、參與式發展等概念推給全球南方，而西方自身卻并未真正踐行這些理念，導致知識與現實的嚴重脫節。

其三，傳統全球發展治理體系趨于瓦解。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OECD-DAC在全球發展援助體系中居于核心位置。但USAID的關閉意味著美國已放棄對多邊援助體系的維護，其他成員國難以填補美國留下的“權力真空”。加之德國、英國和法國等主要援助國同步壓縮援助規模，傳統治理體系的集體行動能力遭到重創。

全球南方開始步入自主性發展軌道

全球南方國家自獨立以來，一方面借助于西方國家的經驗和援助啟動自身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也在積極探索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特別是隨著以中國等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力量發展壯大，全球南方國家開始步入自主性發展的軌道，并已具備了掌握重塑發展合作體系的基本條件。

第一， 全球南方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全球南方國家中的先行者如中國等，更是探索出了被發展中國家廣泛認可的成功發展經驗。這一經驗在南方國家之間更具平行性和可借鑒性。

第二， 全球南方國家基于這些經驗正在形成自主的發展知識體系，中國開始提供諸如基礎設施、綠色發展、新能源、糧食安全、全球衛生等新的全球公共品。這些知識集中體現了新發展主義的實踐價值，為全球南方的新南南發展合作提供了知識支撐。

第三， 南方國家經濟實力大大提升，新興國家甚至實現了產業和技術的跨越式發展，已經具備了一定程度的自主發展能力，不再單純依附于西方援助。

第四，全球南方已建立起包括新發展銀行、亞投行等在內的一系列新全球發展合作機制。這些機制正在發揮重構全球發展治理的重要作用。

未來可探索三條制度性路徑

與此同時，全球南方若要在全球發展合作體系中發揮實質性影響力，也面臨多重挑戰。

全球南方創造的發展知識與發展治理組織形態尚未被有效納入西方主導的全球發展合作體系。盡管西方國家在口頭上承認南南合作的重要性，但在知識生產與實踐層面仍牢牢占據主導地位，其發展話語并未發生實質性轉變。此外，全球南方目前仍缺乏具備足夠領導力的國家在更大范圍有效制衡西方主導的舊體系。在現存挑戰中最關鍵的，在于全球南方內部缺乏高度的團結，尚未形成一個利益一致、行動統一的整體。

為有效應對傳統全球發展合作體系正逐漸走向崩塌，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議引領下，全球南方國家需秉承“面向全球南方、依托全球南方、為了全球南方、全球南方主導”的理念，全力探索服務于全球南方且更具包容性的新的全球發展合作體系。由此，未來可探索三條制度性路徑：

一是推動構建以全球南方為主體的自主發展合作體系，將其作為同西方開展對話與合作的獨立平臺；二是倡導建立以全球南方為基石的全球性發展合作架構，提升南方國家在全球發展事務中的話語權與主導力；三是推動對傳統體系的優化與改革，探索全球南方與西方國家共同參與發展治理的多元模式。此外，還可考慮發起“中國全球南方發展論壇”，推動南方國家的發展合作從碎片化走向整合化，重塑全球發展治理的新秩序。（作者分別是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席教授、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名譽院長，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