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巴拿馬最高法院裁定長江和記的特許經營權“違憲”以來，這幾天最高興的當數美國一些政客和媒體了。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迅速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感到鼓舞”，還有美媒宣稱，這標志著華盛頓在遏制中國影響力方面“取得重大勝利”。《華爾街日報》還發出直白的威脅說，其他國家“或許應重新審視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關系”。

來自美國方向的“勝利”呼聲，印證了外界的普遍猜想，更暴露出華盛頓對以地緣政治手段干擾商業合作、破壞貿易規則的霸權傲慢。盡管美國已于1999年正式移交巴拿馬運河主權，但在華盛頓的冷戰思維中，這里始終是不容他人染指的“內湖”。美國多次重申要“奪回運河控制權”，國務卿魯比奧上任首訪即選巴拿馬，威脅該國“必須清除中國影響力”。因此，當巴拿馬最高法院作出所謂裁決，國際輿論恐怕很難不質疑這一裁定的獨立性。

但如果跟隨華盛頓的節奏，以“中美博弈”視角來看待這場風波，就掉進了美國設置的認知陷阱，對這件事的關注也失了焦。這些港口從來不是也不應該是地緣政治博弈的籌碼。實際上，長江和記運營這些港口已經快30年了，在這樣長的時間里，這里何曾有“中國威脅”的影子？相反，在該公司的經營下，這些港口不斷發展，既造福了當地，也為全球自由貿易作出貢獻。在這當中，美國自己也是受益方之一。因此，對巴拿馬港口運營權的關注，如果一定要論輸贏的話，核心應該在于，自由貿易與霸權主義的較量，契約精神與強權政治的對抗。

無論是巴拿馬運河港口，還是陷入紛爭的澳大利亞達爾文港，或者荷蘭的安世半導體風波，背后的“黑手”都若隱若現。一些國家動輒聲稱維護“基于規則的秩序”，實際維護的卻是“基于一國利益的秩序”，本質上是對全球投資信用的定點爆破。如果商業合同可以隨政客的胃口或盟友的壓力而作廢，那么沒有任何長期投資在西方體系內是安全的。從東南亞到中東，全球投資者都在看，今天發生的巧取豪奪，明天是否會降臨到任何一個盈利的產業身上？

國際投資法的確存在“安全例外”，但絕非霸權主義的萬能鑰匙。國際商法的核心在于“確定性”，企業依規經營理應獲得法律護航。美國通過外交脅迫推動盟友作出違背法理的判決，正從內部瓦解資本主義世界賴以存在的信用根基。短期看，華盛頓或許搶到了幾個“戰略據點”；長期看，此舉將從根本上破壞美國的國際信用和跨國商事交往的空間。可以想見，當法律不再是公正的裁決者而變成政治的打手，全球資本將不得不尋找獨立于美元體系和美國“長臂”影響范圍之外的避風港。

更令國際社會擔憂的是，美國的地緣政治意志甚至高于一些主權國家的憲法。這是對《聯合國憲章》主權平等原則的嘲弄。從當年的法國阿爾斯通案到今天的達爾文港風波，美國打擊對手、攫取利益的手法如出一轍。國際商業社會需要的是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而不是由霸權意志主導的“叢林法則”。如果任由這種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法律工具化的趨勢蔓延，最終受害的將是整個國際經貿秩序，而那些試圖通過破壞規則來遏制對手的人，也會陷入信用的破產。

作為承載著全球約5%海運貿易量的重要水上通道，巴拿馬運河港口已經成為全球關鍵貨運節點，它本不應在霸權主義的陰影下搖擺不定。據報道，巴拿馬運河港口接下來將進行全球招標，在這個過程中，希望巴拿馬方面真正展示出“獨立性”，為所有參與者提供公平競爭的可預期環境，而不是像某些美國媒體現在就鼓吹的那樣，千方百計“確保中國（公司）無法參與競標”。全世界都在看著這里發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