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凌晨，美國悍然對委內瑞拉發動“閃擊戰”，并強行控制該國總統馬杜羅及其夫人。這一事件震驚世界。聯合國對其造成的“惡劣先例”表示強烈擔憂，多數國家公開譴責其違反國際法原則。而特朗普政府一邊聲稱此次行動是美國的“執法行動”，一邊毫不掩飾其對委內瑞拉石油資源的企圖。在對委內瑞拉動武后，特朗普政府還點名哥倫比亞、古巴、墨西哥等拉美國家，明確發出政治威脅乃至軍事干預信號。

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幽靈從未離場。這一次，它披著“美國優先”的外衣，游蕩在西半球。特朗普政府的這一行動，并非“門羅主義”的簡單回歸，而是“唐羅主義”的正式登場——一種徹底的單邊主義與極致的個人化相結合的“帝王秀”。

要厘清特朗普對委內瑞拉動武的脈絡，需要回答三個問題：第一，門羅主義到底是什么，它的歷史和文化底色是什么？第二，“唐羅主義”與門羅主義的本質差異在哪里？第三，“特朗普行動的邏輯”范式一旦確立，將對國際秩序與地區秩序帶來何種沖擊？

“門羅主義”：從“反外來干涉”到“只許美國干預”

1823年，美國時任總統門羅在國情咨文中提出相關主張，核心被概括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這一主張被后世稱為“門羅主義”。其表面上是以反對歐洲列強再次將美洲作為殖民對象、干涉美洲事務為訴求。實際上是帶有一種強烈的防御和地緣保護色彩，此時的“門羅主義”更像是一張“歐洲人不得入內”的警告牌。

“門羅主義”真正塑造拉美歷史的不是其“初心”，而是其在美國國力增長后的“推論”。1904年，委內瑞拉因爆發債務危機而引發歐洲武力施壓。這時，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提出著名的“羅斯福推論”：當拉美國家出現“為非作歹或懦弱無能”情況時，美國可以行使“國際警察權”。這就將“門羅主義”從“拒絕外人干預”改寫為“只許美國干預”。

在這種背景下，20世紀的拉美政治實況就變為：在敘事上，美國以“秩序”“穩定”“責任”自我定位；在行動上，干預手段可以是軍事、政變、制裁、情報、代理人；在效果上，拉美國家的主權經常被“條件化”：是否合格，常由美國裁決。

一百多年前，委內瑞拉是“羅斯福推論”誕生的觸發點；而今天，委內瑞拉又成了“特朗普推論”的試驗田。但是，如果把本次特朗普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僅僅看作是“門羅主義”的回歸，就會發現一個明顯的解釋障礙：門羅主義哪怕再強硬，通常都要借助歷史和制度的連續性來證明自己——國會授權、盟友背書、國際法理等包裝必不可少，至少要擺出“我是在維護秩序”的姿態。

而特朗普對委內瑞拉動武呈現的則是另一種邏輯：既有規則不是合法性的來源，而是對行動力的限制。換句話說，門羅主義“以既有規則解釋事實”，而唐羅主義則“以既成事實解釋規則”。正如特朗普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宣稱的那樣，他的“道德觀念”是他在世界上行事的唯一限制。

“唐羅主義”實質是“讓特朗普再次偉大”

“唐羅主義”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術語，而是對特朗普行動邏輯的精致概括：一種把國家行動嵌入個人敘事、把外交政策改寫成個人政治IP的機制。

美國2025年12月4日發布的《2025國家安全戰略》將“特朗普推論”寫入國家安全文本，并強調“西半球優先”。耐人尋味的是，它不僅談安全，也談“精神與文化健康”“國家的英雄與榮光”“新的黃金時代”等價值敘事。

“唐羅主義”與“門羅主義”的差異是：“門羅主義”強調的是“美國的西半球利益”；“唐羅主義”則強調的是“特朗普的行動表演”。

“唐羅主義”的思想根基是“讓美國再次偉大”，但在特朗普的世界里，“讓美國再次偉大”并非單純的國家復興，而是一種個人敘事的生產機制：特朗普通過“讓美國再次偉大”實現“讓特朗普再次偉大”的理想。當“偉大”被寫進個人履歷時，規則就很難再扮演裁判。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在特朗普的政治話語中，規則不是合法性的來源，而是行動力的限制。“打破禁忌”本身就是一種可兌現的政治資本：對支持者而言，這證明“他敢做別人不敢做的事”；對反對者而言，即使你譴責，也是在強化特朗普“敢為人先的英雄形象”；對外部世界而言，則形成一種強烈的震懾和權力的傲慢：“我做了，秩序就得跟著改”。

把這個邏輯嵌套到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中就可以發現：美國一方面把行動描述為“執法任務”，另一方面又規定委內瑞拉的政治走向，行動合法性由“執法”轉為“接管”。這正是“唐羅主義”的行動邏輯：先用行動制造事實，再用敘事補寫合法性。

“唐羅主義”是一種霸權新范式

從敘事功能上看，美國通過突襲委內瑞拉至少完成了四個任務——這構成了“唐羅主義”的行動邏輯。

第一，切斷歷史與制度的連續性。特朗普政府向支持者傳達一個信號：過去的外交規則、授權程序、國際法包裝，都是“失敗者寫的”；當今的美國政府不怕爭議，因為爭議只會強化一種姿態：不是美國需要規則，而是規則需要跟上美國的步伐。這正是單邊主義對集體決策程序的公開瓦解。

第二，將國際政治“美國內政化”。在特朗普的邏輯里，委內瑞拉不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變成美國國內政治敘事中的道具。委內瑞拉不是問題，只是美國政治劇情的一段素材。

第三，將“個人意志”凌駕于規則之上。“門羅主義”時代，美國至少需要把行動解釋為“半球穩定”；“唐羅主義”則是“用行動重寫秩序”。在聯合國會議的討論中，各國批評的正是單邊使用武力與強制行動正在侵蝕國際法的基本底線。然而，對特朗普政府而言，秩序不再由規則生成，而由行動者的意志生成。

第四，為后續行動拉低心理預期。一旦“擄走他國元首”這種禁忌被打破，下一次行動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世界會逐漸適應一個“被強制行動改寫”的現實。更糟糕的是，如果現實層面難以追責，就會誘發模仿與再測試。

當規則不再是合法性的來源，而只是行動力的限制，世界面對的將不只是一次危機，而是集體行動機制的破產。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如果世界不能通過一致行動打破特朗普政府剛剛萌芽的霸權新范式，未來可能真像智利總統博里奇所言：今天是委內瑞拉，明天就可能是任何國家。（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郭存海）

編審：蔣新宇 高霈寧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