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接連響起槍聲。短短三周內，古德和普雷蒂兩名當地公民先后死于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特工槍下。血案引發全美震蕩，本為反恐而生的聯邦機構——ICE，再度被推上風口浪尖。

從“國家安全之盾”到“打擊移民之矛”

ICE并非美國傳統的執法部門，而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產物。2003年，為應對“9·11”恐襲后彌漫全美的國家安全焦慮，美國依據《國土安全法》創立該機構。其隸屬于新成立的國土安全部（DHS），整合了原移民歸化局與海關總署的相關職能，肩負民事移民執法與打擊跨國犯罪（如販毒、恐怖主義）的雙重使命，本質上是維護國家安全的“盾牌”。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ICE職能發生根本轉變，其職能重心從應對廣泛的國家安全威脅，收窄并聚焦于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這讓ICE的權力獲得了空前擴張：一是取消執法場所限制，特工可進入學校、教堂等敏感區域突襲逮捕；二是強化執法力度，突襲行動、夜間執法及針對社區和工作場所的搜查頻率顯著提升；三是“泛化”執法目標，從有犯罪記錄的非法移民，蔓延至無前科的合法居留者乃至美國公民。2025年公布的數據顯示，ICE逮捕的無刑事前科者數量是有犯罪記錄者的兩倍。

為實現每年遣返百萬非法移民的目標，ICE的規模也隨之急劇擴張。一方面，招聘門檻被大幅降低。特工年齡下限調至18歲、上限取消，并以高額簽約獎金與學生貸款減免吸引應聘。一年內，該機構新增1.2萬名特工，并調派包括聯調局在內的近1.7萬名其他執法人員，協助其遣返行動。另一方面，資金支持同步大幅增加。2025年7月，特朗普政府通過“大而美”法案，為移民執法行動專項撥款1700億美元，其中ICE預算高達約750億美元，成為美國歷史上資金最充裕的聯邦執法機構之一。在一系列變革之下，ICE逐漸從專業化的聯邦執法機構，蛻變為以驅逐數量為導向、權限邊界日益模糊的“街頭威懾工具”。

ICE槍擊暴力事件緣何頻發

首先，政府對ICE執法行為的“絕對豁免”，致使暴力泛濫。美國聯邦法律規定，致命武力僅適用于應對“迫在眉睫的死亡或嚴重人身傷害威脅”。然而，最高法院對現場執法行徑的“廣泛寬容”，加之特朗普政府取消部分執法限制，賦予了ICE特工過大的自主判斷權。針對槍殺古德的ICE探員，副總統萬斯稱其“享有絕對豁免權”，僅在“履行本職工作”。

第二，ICE招募和培訓質量“大打折扣”，執法水平驟降。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ICE的招募機制已處于“失控”狀態，人員來源審查松散、訓練時長和內容“縮水”、職責邊界模糊，嚴重削弱其專業性，并使其淪為政治工具。布魯金斯學會指出，這種“速成”培訓，導致特工缺乏基本法律素養與沖突降級能力。2025年，ICE羈押期間死亡32人，相關投訴處理率不足15%——這正是培訓質量下滑的后果。

第三，外部監督失靈，暴力執法異化為“政治資源”。ICE雖受聯邦內部審查、國會監督和司法訴訟制約，但現實中這些問責機制滯后、碎片化且高度政治化，難以及時約束其執法行為。此外，ICE的制度設計使其不完全受制于地方政府，也較難被州法律有效制約。普雷蒂案中，明州調查人員持搜查令仍被拒，古德案中聯邦當局以“專屬管轄權”阻撓州政府取證。事實上，這種監督失靈源于制度性矛盾。聯邦執法力量選擇性進入民主黨控制區，本身就被高度政治化，使得沖突不再是需要避免的風險，而是可“利用”的政治資源。

最后，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為執法失控提供土壤。隨著中期選舉臨近，移民議題再度成為兩黨博弈焦點。ICE的激進執法，不僅被塑造為“政治忠誠”的體現，更在實踐中形成強烈的示范效應。執法人員逐漸形成“越強硬越安全”的心理共識——即便槍殺公民也能得到聯邦層面的默許甚至背書。與此同時，暴力執法會激發抗議，而抗議又反過來為更強硬的執法提供“正當性”，陷入“越縱容越猖獗”“越反抗越強硬”的惡性循環。

特朗普政府袒護背后的“政治算計”

面對民眾的反對、明州官員以及國會議員的問責壓力，特朗普政府仍堅決袒護ICE，其背后是多層次的“政治算計”。

鞏固選舉基本盤是首要考量。特朗普支持者中，反移民者占比超六成。即便引發社會爭議，ICE的強硬執法也被政府當作向核心選民展示“承諾兌現”“絕不退讓”姿態的政治表演。特朗普政府將執法暴力包裝成“正義對決”，甚至污名化死者，以主導輿論敘事、強化基本盤認同。但隨著第二起槍擊案視頻證據公開，案件從“灰色爭議”變為“明顯誤殺”。為控制政治風險，特朗普改派“邊境沙皇”霍曼處理明州局勢，這并非態度軟化，而是選舉導向的風險管控，意在防止“聯邦殺害公民”敘事在搖擺選區持續發酵。

轉移執政困境是關鍵動因。當前，美國通脹高企，民生“可負擔性”危機成為政府軟肋。特朗普團隊通過刻意放大ICE執法所引發的社會對立，試圖將公眾注意力從經濟困境轉移至更具煽動性的移民議題上。萬斯將混亂歸咎于“地方政府配合不足”，意圖將特朗普政府塑造為“法律與秩序”的捍衛者，掩蓋其在經濟治理上的乏力。

維系權力網絡是深層動機。ICE作為特朗普標志性移民政策最核心的執行工具，其執法成效直接關系到該政策成敗，甚至直接影響特朗普的政治遺產。通過擴大ICE的權限和規模，特朗普似乎有意將一支龐大的聯邦執法力量，轉化為服務于其個人政治目標的“準軍事化工具”。他甚至曾嘗試將國民警衛隊“聯邦化”以支援國內執法，暴露其強化行政權力的傾向。因此，在特朗普看來，任何對ICE的問責都是對其權力根基的動搖，即便面臨“袒護暴力”的指責，他仍不惜代價維持對該機構的絕對控制。

槍響之后的社會撕裂

ICE暴力執法正侵蝕美國社會信任基石。CBS民調顯示，61%的美國人認為ICE“過于強硬”。在明尼阿波利斯，數百家企業關門抗議，亞裔店主營業額暴跌，學校轉為線上教學。紐約、加州等地居民需隨身攜帶證件以自證合法，生活安全感驟降。

法治危機進一步加劇。在美國，聯邦與地方權力邊界模糊。ICE作為不專業的力量被賦予暴力正當性，隨意定義“自衛標準”，對地方警察體系構成制度性羞辱。在疊加黨派對立后該矛盾幾乎不可調和。布魯金斯學會指出，ICE行動已構成“結構性暴力滲透刑事司法系統”。

兩黨惡斗陷入無解循環。當前，民主黨以阻撓國土安全部預算相要挾，要求對ICE加強監督、限制其執法權限。然而，民主黨也面臨政治風險。若因預算僵局導致政府再次停擺，引發公共服務癱瘓等后果，民主黨或將失去中間選民支持。對共和黨而言，移民議題可能從“加分項”變成“減分項”，對其而言，假如在中期選舉中未因此“掉分”就已是成功。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對ICE的袒護已引發共和黨內部分裂。20多名共和黨議員呼吁開展獨立調查，甚至有部分共和黨議員開始意識到，在搖擺選區繼續無條件追隨特朗普反而可能自毀選情。

從“黑命貴”到“不要國王”，再到“廢除ICE”，美國的民主困境在槍口下不斷暴露。ICE本應守護安全，卻淪為制造恐懼的源頭；政府本應維護統一，卻刻意加劇分裂。明州的悲劇不是偶然，亦不是移民危機的終點，而是美國政治進入“暴力正當性危機”的起點。（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寇恬瑞）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