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后國際秩序的敘事體系中，美國始終將自己置于一個獨特位置：既是國際法規則的重要制定者，也是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主要維護者。從推動《聯合國憲章》確立禁止使用武力原則，到主導構建一系列多邊制度，美國長期宣稱，正是國際法對強權的約束，使世界避免重回叢林法則。然而，近來一系列高度集中的現實事件卻表明，美國正在系統性地背離這一由其自身深度參與塑造的國際法傳統，并在實踐中推動一種以實力優先、規則退位為特征的戰略轉向。

這一轉向在委內瑞拉問題上的體現尤為集中，也最具法律標志意義。美國近年來不斷以國內刑法為依據，將委內瑞拉現任總統馬杜羅界定為“跨國犯罪主體”，并通過懸賞通緝、域外起訴和單邊制裁等手段，持續強化對該國的政治和司法施壓。近期，美方更是公開推動并實施跨國軍事行動，并將其刻意包裝為“執法行為”或“安全行動”，試圖以概念轉換消解其國際法爭議性。

但在國際法框架下，這種敘事本身就是站不住腳的。國際法并不存在所謂“執法例外”，即允許一國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進入他國領土行使強制權力。跨國執法的合法性，必須建立在明確的司法協助機制或國際授權之上，而不是單方面宣布。美國在委內瑞拉問題上的做法，實質上否認了國家主權作為排他性權力邊界的基本含義，將主權降格為可被強國隨意穿透的政治概念。

更為嚴重的是，美國刻意回避了國家元首豁免這一國際法中的核心制度安排。根據國際習慣法以及國際法院長期形成的判例規則，現任國家元首在外國司法管轄下原則上享有刑事豁免。這一規則是為了維護國家間交往的穩定結構，防止一國通過司法手段干預他國政治。美國以國內法指控否定這一豁免原則，實際上是在用單邊法律邏輯重塑國際法秩序的基本結構，其后果遠不止于強行控制馬杜羅一事本身。

從武力使用的角度看，美方相關行動同樣越過了國際法的清晰紅線。國際法判斷非法使用武力，并不取決于行為名稱，而取決于其客觀效果。當一國動用武裝力量進入他國領土、控制關鍵目標并實質性削弱該國政府行使職權的能力時，無論其被稱為“執法”“反毒”還是“安全行動”，都已經觸及《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所確立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則。美國通過模糊執法與軍事行動之間的界限，正在有意削弱這一戰后國際秩序的基石性規范。

如果說委內瑞拉問題體現的是美國對國際法技術規則的系統性拆解，那么圍繞格陵蘭島的最新言行，則更清晰地暴露出其在戰略層面對國際法精神的公開輕視。在國際法語境中，任何以威脅或使用武力獲取領土的表態，本身就已經違反《聯合國憲章》所確立的基本原則。美國在歷史上也曾以同樣標準批評他國行為，而當這種語言出自美國最高權力層時，其破壞性在于：它正在重新引入一種被國際法明確否定的領土政治邏輯，即領土不再由法律確認，而由實力決定。

這一系列行為并非偶發，更不是個人風格問題，而是與美國國內戰略文化的變化高度一致。美國最高權力層近來反復強調“軍事實力本身塑造秩序”“國家安全決策不應受國際法約束”。這種話語在為一種去國際法化的國家安全觀提供所謂“正當性基礎”。在這一邏輯中，國際法不再被視為權力的邊界，而被視為妨礙行動的負擔；規則不再具有獨立價值，只在服務于國家利益時才被臨時調用。這種戰略文化轉向，意味著美國正在從“規則內的強國”，滑向“規則之上的強國”，而這恰恰是戰后國際法體系試圖防止的狀態。

從制度層面看，美國對國際法機制的態度變化同樣值得警惕。當國際司法裁決、多邊規則或聯合國機構的結論不符合美國立場時，美方越來越傾向于否認其權威性，甚至公開質疑其合法性基礎。這種做法并非簡單的制度摩擦，而是在持續削弱國際法作為共同約束體系的功能。當規則對最強大的國家不再具有約束力時，其普遍性便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

必須指出的是，美國當前所做的，并不僅是“違反某幾條國際法規則”，而是在實踐層面系統性地背棄一種由自身主導建立的國際法傳統。這一傳統的核心在于承認法律先于權力、規則高于行動，即便在動用實力時，也需要為其提供可被國際社會檢驗的合法性基礎。正是這一理念，使戰后國際秩序在總體上避免了全面失序。然而，當美國不斷以現實利益、國內政治壓力或所謂“國家安全緊急性”為由，繞開甚至否定這些原則時，其消耗的不只是國際法的權威，更是在主動削弱自身長期積累的制度性信譽和道義資本。

更為深遠的影響在于，美國的這種行為模式正在向國際體系傳遞一個危險信號：國際法不再是普遍適用的共同規則，而是一種可以被強國隨意解釋、取舍甚至暫停適用的工具。一旦這種認知成為現實政治的默認前提，國際法賴以存在的穩定預期和規范約束將被系統性侵蝕。其他國家勢必會重新評估遵守規則的成本與收益，國際秩序也將由“基于規則的合作”滑向“基于力量的博弈”。

國際社會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個憑借實力定義規則、再以規則包裝實力的國家，而是一個愿意在規則框架內運用力量、并接受法律約束的大國。美國曾經理解這一點，也正是憑借這一認識，建立起其戰后國際領導地位。今天，美國是否仍愿意回到這一軌道，已不僅關乎其自身信譽，更將深刻影響國際法是否還能作為共同秩序存在。若法律無法約束最強者，那么所謂國際法秩序，終將淪為一紙空文。而這，正是“美國背棄自身國際法傳統”這一判斷指向的最終現實風險。（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