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昭和100周年。一段時間以來，“昭和懷舊”的風潮在日本社會中不斷升溫。這股風潮，實則是日本民眾集體焦慮的寫照。

日本公眾所懷念的“昭和”，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時代？昭和時代并非單一面貌，它既包含侵略戰爭的黑暗，也孕育戰后復興的奇跡。從1926年裕仁天皇即位到1989年去世，這63年貫穿了日本由近代走向現代的重大歷史轉折。

昭和前期是日本對外擴張與戰爭的時期。從九一八事變到全面侵華戰爭，再到太平洋戰爭，日本在軍國主義的驅動下不斷發動對外侵略，妄想以武力謀求強國地位。侵華戰爭造成了慘絕人寰的災難，南京大屠殺、細菌戰、強征勞工以及以“三光政策”為代表的殺戮掠奪，使中國人民蒙受深重苦難，也給整個亞洲帶來巨大創傷。最終，在中國人民的頑強抵抗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聯合打擊下，日本于1945年無條件投降。

昭和后期則成為日本戰后復興與高速成長的時代。在美國主導的占領體制下，日本借助朝鮮戰爭特需實現經濟重建，推行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產業結構迅速由輕工業轉向重化工業。1955年至1970年是日本戰后經濟的高度成長期，國民生產總值翻了兩番，躋身經濟大國行列。與此同時，“年功序列、終身雇傭、企業工會”成為支撐企業社會的“三大神器”，電視、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的普及象征著日本民眾生活水平的躍升。昭和后期由此成為日本人記憶中最具活力與自信的“黃金年代”。

然而，隨著1980年代末泡沫經濟的破裂，日本社會迅速由繁榮走向停滯。進入平成時期后，經濟長期低迷、人口老齡化與地方衰退加劇，被稱為“失去的三十年”。到令和時期，這種結構性問題進一步固化。日本央行與厚生勞動省的統計顯示，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普通全職職工的工資水平幾乎沒有實質增長，長期處于停滯狀態，非正規雇員占全部勞動者比例約36.7%。年輕一代普遍面臨“低薪、非正規就業、無上升通道”的困境，這種不穩定感與昭和后期普遍向上的社會氛圍形成鮮明對照。

如今，站在“昭和百年”的時間節點回望，這一世紀既有戰爭的災難，也有復興的奇跡與停滯的陰影。正是在這樣一條由毀滅、重生到迷惘的歷史軌跡中，“昭和”逐漸成為日本社會復雜的情感象征。所謂“昭和懷舊”，并不僅僅是對過去歲月的回望，更是當下日本在現實困境中的反思。它是一種多重層面的懷舊，既關乎國家敘事，也投射社會情緒，并在文化與心理層面被不斷再現。

在國家層面，昭和懷舊往往與政治記憶相連。官方紀念活動與媒體宣傳多以“復興”“成長”“和平”為關鍵詞，強調昭和的成功經驗，卻弱化對戰爭的反省。日本政府網站關于“昭和百年紀念”的報道中，“復興”“繁榮”“挑戰”等詞頻遠高于“戰爭”，幾乎未提及“侵略”等表述。這種選擇性的記憶，有意將昭和塑造成“強大日本”的象征，使“昭和懷舊”在無形中帶有政治意圖。一些政治人物借此喚起國家主義情緒，在懷舊的溫情敘事中模糊戰爭責任。

在社會層面，懷舊更多源于對經濟高度成長期的集體記憶。與當下長期停滯、就業不穩的社會現實相比，日本民眾更加懷念那個時代。根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在《日本人意識調查》（2022年）及日本內閣府在《國民生活相關輿論調查》（2023年）中的統計結果，六成以上的日本中老年受訪者認為昭和時期是經濟最繁榮、社會最具希望的年代，而超過一半的日本民眾則認為“現在的生活比過去更加艱難”。這種代際認知上的強烈反差，正是當下“昭和懷舊”情緒的心理根源所在。

在心理與文化層面，懷舊體現為情感歸屬與文化消費。復古商店街、“昭和風”餐館、老歌與老劇的再流行，使“昭和”成為被商業化、感性化的記憶符號。東京澀谷的“昭和橫丁”吸引年輕人拍照打卡，昭和風咖啡館在東京銀座、大阪等地相繼復興，構成跨世代的都市景觀。大分縣豐后高田市以昭和30年代為原型改造的“昭和之町”，通過復原舊式商鋪與陳列懷舊物件，帶動地方旅游，年訪客超過35萬人次。年輕人借影像與音樂想象未曾經歷的“活力時代”，老一輩則在其中重溫自身的青春與成就。

這種多層次的懷舊，反映出日本社會在現實低迷中的心理補償。它既是對昔日繁榮的感傷，也是對當下停滯的不安，更是在集體回望中尋求安慰。當一個社會開始反復懷舊，往往意味著它對未來的信心正在消退。“昭和懷舊”的浪潮，正是這種集體焦慮的寫照。

只是，懷舊并不等于歷史的反思。被紀念的昭和，并非完整的昭和。戰爭的陰影與殖民的加害，在溫情化的記憶中被逐漸淡化。被記住的，僅僅是多數日本人共享的繁榮與秩序。如今的“昭和懷舊”，既是情緒的出口，也是認同的困境。當過去被不斷召回、被修飾、被消費時，更值得追問的，也許不是昭和曾經怎樣，而是當下的日本，將何去何從。（作者是天津社會科學院亞太合作與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