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泰國空軍F-16戰斗機向柬埔寨境內軍事目標投下炸彈。硝煙不僅籠罩了柬泰邊境爭議地區，也徹底撕裂了43天前在吉隆坡簽署的和平協議。

事后，雙方均指責對方先發動了攻擊。此次沖突的升級速度與烈度均超以往，雙方傷亡數字持續上升，超過38萬名泰國邊境居民與上千戶柬埔寨家庭被迫逃離家園。

從10月26日國際社會見證下的隆重簽約，到12月初戰火以更猛烈的態勢重燃，這段短暫的間歇期表明，一份缺乏剛性執行機制與深度政治互信的和平協定，在歷史積怨、國內政治算計與軍事安全困境的多重擠壓下，其命運何其脆弱。

《吉隆坡和平協議》的脆弱性，源于其作為“外交速成品”的天然缺陷。該協議誕生于外部大國特別是美國的強力介入之下。協議的首要目標是實現即時停火與外交場面上的成功，而非構建一個能夠長期管理復雜邊境爭端的堅固框架。協議內容集中于建立“意向”，如撤出重型武器、交換被扣人員、開展掃雷合作。這些原則性條款雖然必要，卻完全回避了最棘手、最核心的問題，即如何具體、可驗證地執行？由誰仲裁不可避免的爭議？此外，協議缺乏執行機制，未能設立一個常設、中立且被賦予充分調查與核查權力的第三方機構。如11月10日泰國士兵在邊境觸雷受傷后，由于沒有預設的聯合調查程序，泰國單方面認定柬埔寨埋設新雷違反協議，而柬方則堅稱是歷史遺留雷區，泰國總理阿努廷隨即宣布暫停執行協議關鍵條款。協議的存續完全依賴于雙方本就稀薄的“善意”。

和平協議的迅速失效，不僅是設計問題，更深植于兩國復雜的國內政治與固有的軍事安全困境。在泰國，邊境沖突已成為國內政治博弈的籌碼。阿努廷領導的政府自上臺以來，便面臨來自前執政黨為泰黨的持續挑戰與彈劾壓力。在處理洪災等問題上被批不力后，阿努廷對柬采取強硬軍事姿態，有助于其塑造捍衛國家主權的強勢領導人形象，凝聚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泰國軍方在此過程中擁有巨大自主權，其對柬強硬表態，與文官政府的立場相互強化，甚至可能主導了議程。美國以貿易談判施壓停火，在此刻的泰國國內政治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在柬埔寨，洪森與洪瑪奈父子所代表的領導層，雖然公開呼吁克制、遵守“不還擊”紅線，但其目標同樣明確，那就是保護主權并鞏固政權合法性。柬方指責泰國企圖“誘使還擊以破壞協議”，表明其將本輪沖突定性為“泰國挑釁-柬埔寨忍耐”的敘事，以在國際輿論中占據道德制高點。然而，這種隱忍存在極限。洪森明確宣稱，柬埔寨已經設定“反擊紅線”，預示著局勢有進一步升級的風險。

更為嚴重的是，政治層面的協議失效后，邊境便回歸最原始的“軍事安全困境”。在缺乏有效危機溝通熱線和信任措施的情況下，前線的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觸發報復循環。12月7日至8日的交火完美演繹了這一“敵意螺旋”。從輕型武器交火，到指控對方使用火箭炮襲擊平民區，再到泰國以空襲回應，整個過程被“自衛-報復”的戰場邏輯所支配。軍事單位的現場反應本能，徹底阻斷了脆弱且已停滯的外交對話渠道。

新一輪沖突的烈度與影響已超過此前，預示著地區局勢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

首先，沖突國際化風險顯著增加。泰國空襲首次明確針對并摧毀了柬埔寨裝備的主力遠程火炮。這雖為戰術行動，卻不可避免地使武器供應國的因素被引入地區安全議題。同時，由于美國此前深度斡旋并見證協議，如今協議的迅速破產可能影響其后續介入的意愿與方式。

其次，東盟中心地位遭遇嚴峻信譽考驗。作為輪值主席國，馬來西亞總理安華雖深感關切并呼吁克制，但沖突的再次爆發暴露了東盟在危機中的行動能力不足。

最后，人道主義危機與長期對抗循環正在形成。超過38萬人的大規模流離失所，造成了嚴重的人道災難和社會經濟沖擊。邊境地區的軍事化程度因此次沖突而空前提升，柬泰雙方互信降至冰點。

在領土爭端這一根本性問題未獲解決、國內政治又時常需要打“邊境牌”的情況下，未來即便實現臨時停火，局勢也將長期處于高危狀態，任何偶然事件都可能再次點燃戰火。（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趙申洪）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蔡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