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理論前沿研究”課題組

海洋是支撐未來發展的資源寶庫和戰略空間，我國經略海洋、開發海洋歷史悠久。改革開放后，海洋經濟進入加快發展期。黨的十八大以來，海洋資源開發利用加速推進，海洋經濟發展不斷開創新局面。“十五五”時期是我國由海洋大國向海洋強國邁進的關鍵時期，要以科技創新為動力，推動產業優化升級，加強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深化國際海洋合作與治理，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

走具有中國特色的向海圖強之路

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態系統，影響全球能量流動、物質循環與生態安全。海洋也是重要的生命保障系統，全球60%的人口居住在距海岸線100千米的海岸帶地區。我國開發海洋歷史悠久，先民“煮海為鹽”“耕海牧漁”，創造了延綿不息的中華海洋文明，為發展海洋經濟積淀了深厚基礎。

海洋經濟是開發、利用和保護海洋的各類產業活動，以及與之相關聯活動的總和。包括直接從海洋獲取產品的“一次產業”，如海洋漁業、海洋捕撈等；以海洋資源為加工對象的“二次產業”，如海洋化工業、海洋生物醫藥業等；涵蓋大量提供涉海服務的“三次產業”，如海洋交通運輸業、濱海旅游業等。我國擁有約300萬平方公里的主張管轄海域，大陸海岸線1.8萬公里，廣袤海洋蘊藏著豐富的生物資源、礦產資源和能源資源，是名副其實的“藍色糧倉”。在陸地資源日趨緊張、環境承載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向海洋要空間、要資源、要動能，是破解發展瓶頸的現實需要。

改革開放后，我國海洋開發主要圍繞海洋漁業、海洋鹽業、港口運輸等展開，相關政策以地方行業管理為主，“海上山東”“海上福建”等加快建設，逐步構建起沿海地區率先開發開放的良好局面。2003年，國務院出臺《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成為指導全國海洋經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強調“推進海洋經濟發展”。2012年，國務院印發《全國海洋經濟發展“十二五”規劃》，優化海洋經濟總體布局，提出“推進形成我國北部、東部和南部三個海洋經濟圈”。2012年我國海洋經濟總量突破5萬億元，已逐步形成規模，成為拉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有力引擎。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海洋經濟發展，強調發達的海洋經濟是建設海洋強國的重要支撐。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海洋經濟迎來廣闊的國際合作空間。此后，《全國海洋主體功能區規劃》《關于促進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等出臺，海洋經濟發展全面提速。2018年組建自然資源部，海洋經濟發展、資源管理與空間規劃進入陸海統籌的新階段。

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專章部署“積極拓展海洋經濟發展空間”。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加快建設海洋強國”。2025年7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研究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等問題，強調“要更加注重創新驅動，更加注重高效協同，更加注重產業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諧，更加注重合作共贏”。“十四五”時期，我國海洋生產總值連續邁上9萬億元、10萬億元、11萬億元三個臺階，占國內生產總值約8%，海洋經濟發展不斷開創新局面。

我國海洋經濟的“藍色引擎”持續發力，已成為穩增長、擴內需、促開放的重要動能。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主要海灣整體規劃，做強做優做大海洋產業”。頂層設計逐步完善，沿海各地出臺配套實施方案與專項規劃，為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堅實支撐。

因地制宜構建區域協同發展格局

經過多年培育發展，我國構建起北部、東部、南部三大海洋經濟圈，各具特色、互為補充，形成“三圈引領、多點支撐”的海洋經濟發展格局。三大海洋經濟圈持續擴能，成為支撐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柱。

北部海洋經濟圈以環渤海地區為核心，涵蓋天津、遼寧、山東、河北等地，重工業基礎雄厚、科研實力強。針對北方冬季冰凍期長的特點，北部海洋經濟圈避開對氣候條件依賴度高的海洋旅游等業態，依托環渤海灣的油氣資源和重工業基礎，聚焦海洋油氣業、海洋裝備制造業、現代海洋漁業等優勢產業，將科技資源轉化為經濟動能，走出一條“存量升級、科技賦能”的轉型發展路徑，形成了“科技+重裝”的產業特色。例如，山東威海聚焦遠洋漁業和海洋牧場建設，建成國內最大的遠洋水產品運輸船隊，水產品產量連續30多年穩居全國地級市首位。青島依托海洋科技資源集聚優勢，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海洋科技創新中心，涉海高端研發平臺占全國的40%；大連、天津等港口城市立足自身優勢，推動傳統臨港工業向高端化、智能化轉型，在海洋工程裝備制造、海洋油氣開采、海水淡化等領域處于領先地位。2024年，北部海洋經濟圈海洋生產總值31899億元，較2020年名義增長33.1%，成為帶動北方沿海地區經濟轉型的重要引擎。

東部海洋經濟圈以長三角地區為核心，涵蓋上海、江蘇、浙江等地，背靠長江腹地，擁有優越港口條件。東部海洋經濟圈依托長三角的開放優勢、科技創新能力和成熟市場環境，以及長江黃金水道帶來的巨大貨運需求，將港口優勢延伸至產業鏈高端，以現代海洋服務業反哺先進制造業，在國際航運服務、海洋電子信息、海洋工程裝備制造等領域形成領先優勢，走出一條“區域協同、二三產業深度融合”的一體化發展路徑。例如，浙江寧波依托寧波舟山港世界第一大港的優勢，推動港航物流與海洋科技深度融合，寧波舟山港貨物吞吐量連續17年位居全球第一。江蘇連云港依托新亞歐大陸橋東方橋頭堡的區位優勢，推動國際海陸物流一體化模式創新，打通陸海聯動物流大通道。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連續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上海貢獻了全國10%以上的海洋生產總值，成為輻射帶動東部海洋經濟圈海洋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樞紐。2024年，東部海洋經濟圈海洋生產總值33446億元，較2020年名義增長37.7%，成為我國海洋經濟融合創新發展的重要策源地。

南部海洋經濟圈以粵港澳大灣區為核心，涵蓋福建、廣東、廣西、海南等地，是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民營資本集聚、創新生態活躍、市場嗅覺敏銳。依托廣袤的南海海域、豐富的海洋生物資源以及溫暖氣候帶來的長周期濱海旅游優勢，南部海洋經濟圈從“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4種外商直接投資形式）的臨港加工業起步，逐步向海洋高端裝備制造、海洋生物醫藥、海洋新能源、海洋旅游等產業拓展，走出一條“開放引領、創新拓展”的增量發展路徑。例如，福建福州加快建設全國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推進海洋資源要素市場化配置，創新涉海金融服務模式，海洋資源要素活力充分釋放。海南陵水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依托自貿港政策優勢，開展海洋旅游業國際化高端化發展示范，創新“海洋旅游+”產業融合發展模式，打造國際海洋旅游目的地。2024年，南部海洋經濟圈海洋生產總值37858億元，較2020年名義增長33.3%，成為我國海洋經濟對外開放與產業創新的重要增長極。

“逐新向綠”助力提質增效

進入新時代，我國海洋經濟從傳統“靠海吃海”的資源消耗型經濟，逐步演變為集高新技術、高端制造、現代服務于一體的復合型經濟，以“逐新”為動力，“向綠”為底色，為提質增效開辟廣闊空間。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逐新”成為培育海洋新質生產力、破解發展瓶頸、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必然選擇。近年來，我國持續加大海洋科技創新力度，推動海洋產業結構持續優化，逐步構建起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新興產業培育壯大、未來產業前瞻布局的梯次發展格局。2025年，全國海洋經濟三次產業結構比為4.5∶37.2∶58.3，服務業占比持續提升，產業結構向高端化邁進。

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方面，海洋船舶工業、海洋電力業、海洋旅游業快速增長，深遠海智能養殖工船、現代化海洋牧場推動傳統漁業向智能化、生態化轉型，新接綠色船舶訂單國際市場份額超70%，智能船舶、自動化碼頭推動海洋交通運輸業提質增效。新興產業培育方面，海洋工程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2%，海洋能裝備技術進入世界第一方陣，我國自主研發的海洋藥物品類約占全球的28%，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海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未來產業布局方面，沿海地區立足自身稟賦精準發力，山東重點發展新型海工裝備和海上風電，上海前瞻布局未來深遠海資源類和融合創新產業，廣東聚焦海洋空天與深海極地產業，海南探索開發深海資源和培育發展極地產業，為海洋經濟長遠發展注入強勁動能。

海洋生態和海洋經濟相互依存，我國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理念，推動海洋經濟向綠而行，筑牢海洋生態安全屏障，實現海洋資源永續利用。海洋生態保護空間布局方面，以陸海統籌為主線，將海洋生態保護紅線劃定與國土空間規劃相銜接，持續優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空間格局，已建立涉海自然保護地352個，保護海域約9.33萬平方千米，初步形成沿海生態保護網絡體系。海洋生態系統修復方面，“十四五”以來，累計實施海洋生態保護修復重大工程82個，整治修復海岸線480千米、濱海濕地330平方千米，新營造紅樹林88平方千米，海洋生態系統功能逐步恢復。海洋防災減災方面，基本建成集海洋站、雷達、浮標、船舶、無人機、衛星遙感于一體的“陸海空天”綜合觀測監測網，海洋災害應急響應能力持續提升。遼寧省葫蘆島市天角山海岸生態減災案例、河北省秦皇島市七里海潟湖生態減災案例等入選自然資源部與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聯合發布的第二批《海岸帶生態減災協同增效國際案例集》。

海洋經濟成為全球發展新引擎

加強海洋開發利用保護、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成為全球發展新引擎和競爭新賽道。沿海國家競相出臺藍色經濟戰略，強化海洋經濟治理，加大海洋高技術產業投入，同時依托自身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形成差異化發展模式。

發達國家依托科技研發、產業升級和規則制定等優勢，全面發展藍色經濟。美國以海洋基礎研究為支撐，發布《預測海洋：2025—2035年十年海洋科學》，聚焦海洋觀測計劃、科學大洋鉆探等領域，持續投資海洋科學基礎設施，推動海洋科技與產業深度融合。英國聚焦綠色低碳轉型，將海上風電、氫能、綠色航運納入“綠色工業革命10點計劃”，擴大海上風電開發規模，布局氫能源產業鏈，以綠色航運振興港口及沿海經濟。新加坡依托海事及港務管理局制定海事數字化行動手冊，搭建海事數據中心，簡化港口清關服務，構建數字港口生態系統，以數字化賦能海洋產業發展。挪威注重平衡發展與保護，通過海域管理計劃統籌海洋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護，明確海洋區域管理框架和優先事項，規范海洋開發活動，實現海洋經濟與生態保護協同發展。

發展中國家將藍色經濟納入國家發展戰略，積極開發海洋資源、開展國際合作破解發展難題，成為全球海洋經濟合作的重要參與者。非洲、太平洋島國通過參與“一帶一路”海洋合作，借助國際技術、資金和經驗，推動海洋港口建設，大力發展現代漁業，逐步提升海洋經濟發展質量和核心競爭力。中國積極建設藍色伙伴關系，發布《“一帶一路”藍色合作倡議》，同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海洋領域合作協議，共建10余個聯合研究平臺，在海洋觀測預報、海洋防災減災、海洋空間規劃、藍碳等領域，向國際社會提供高質量海洋公共產品。同時，推動同所有海上鄰國開展海上共同開發，全面推進海洋科技、環保、海事、能源、執法、漁業等涉海各領域務實合作。

全球海洋經濟增長潛力巨大，但其可持續發展仍面臨多重風險。一方面，大國博弈、地緣沖突加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海洋成為大國競爭的主戰場，少數國家試圖憑借技術優勢和話語霸權主導新規則制定，傳統海洋大國與新興海洋國家圍繞海洋治理主導權之爭更趨激烈。另一方面，隨著全球氣候變化，海洋災害呈現頻率增加、強度增大、影響范圍更廣的趨勢，給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挑戰。

短板弱項亟須精準破解

向海洋要空間、要資源、要能源的方式發生深刻變革，我國海洋經濟呈現總量穩步增長、結構持續優化、動能加快轉換的良好局面。但也要看到，由海洋大國邁向海洋強國，還存在短板弱項。

海洋產業“大而不強”與科技創新“有效供給不足”的結構性矛盾凸顯。從全球價值鏈來看，我國海洋產業規模總量占據優勢，但整體上仍處于國際分工體系的中低端環節。傳統海洋產業大而不強，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態勢良好，但規模小、占比低，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支撐和帶動作用相對有限。與此同時，我國海洋科技創新成果供給偏弱，核心與關鍵共性技術自給率相對較低，這一方面源于傳統的要素驅動型增長模式，即海洋產業發展主要依賴勞動力、海洋資源等生產要素的增量投入，未能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有效提升，另一方面由于“技術—產業”的供需錯配，導致創新鏈無法充分賦能產業鏈，不足以有效驅動新產品、新技術、新業態的發展。

海洋資源“粗放利用”與生態環境“剛性約束”沖突有待緩解。一段時期以來，海洋資源開發利用方式較為粗放，圍填海、近岸養殖等高強度開發活動導致部分海域環境污染和生態功能退化。相關監測數據顯示，近年來海洋環境質量總體穩中向好，但遼東灣、長江口、杭州灣等部分近岸海域仍存在劣Ⅳ類水質分布，赤潮、綠潮、海水富營養化等現象時有發生，資源開發利用層次和效率亟待提升。

全球海洋發展格局深刻調整，我國海洋經濟發展所處的內外環境發生復雜深刻變化。一方面，少數大國通過設置技術壁壘、貿易關卡和規則門檻，打壓我國海洋科技和海洋產業發展；另一方面，氣候變暖導致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極端天氣頻發，不僅直接破壞沿海基礎設施和海洋生態系統，而且導致漁業資源跨國遷移，或引發海洋權益爭端。

高效開發利用實現跨越式發展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高效開發利用海洋，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十五五”時期是我國由海洋大國向海洋強國邁進的關鍵時期，“十五五”規劃綱要圍繞“加強海洋開發利用保護”作出相關部署。立足海洋經濟發展面臨的復雜形勢，必須堅持系統觀念，以科技創新為動力，推動產業優化升級，加強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深化國際海洋合作與治理，推動海洋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

一是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破解“創新孤島”困境，強化關鍵核心技術供給。針對海洋科技創新“有效供給不足”與產業需求脫節問題，優化重大科技創新組織機制，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推廣“揭榜掛帥”制度，聚焦“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持續提升國產化率。建設高能級創新平臺，整合涉海科研院所與龍頭企業資源，組建創新聯合體，構建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化應用的全鏈條協同創新體系。完善科技評價機制，將創新成果轉化績效納入考核體系，激發科研人員創新積極性，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二是優化產業空間布局，協同推進“存量變革”與“增量發展”，構建現代海洋產業體系。著眼于解決海洋產業“大而不強”問題，堅持改造傳統產業與培育新興產業并重。一方面，推動海洋漁業、海洋運輸、船舶修造等傳統產業向綠色化、智能化轉型，通過數字化賦能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另一方面，重點發展海工裝備、海洋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前瞻布局深海采礦、海洋新能源等未來產業，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引導產業向園區集聚，推動產業鏈向研發設計和售后服務兩端延伸。

三是堅持陸海統籌治理，強化資源集約利用，筑牢海洋生態安全屏障。嚴守生態保護紅線，實施基于生態系統的海洋綜合管理，同時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探索藍碳交易、海洋生態補償等市場化路徑，將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加大海洋生態修復力度，推進“藍色海灣”整治行動，加強入海排污口監管，構建陸海聯動的污染防治體系。通過源頭防控與末端治理相結合，實現資源開發與環境承載力的動態平衡，推動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

四是統籌發展與安全，拓展藍色伙伴關系，深度參與全球海洋治理。持續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深化與沿線國家在海洋科技、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等領域務實合作，建設更加緊密的藍色伙伴關系，維護海上戰略通道安全。主動參與國際海洋治理規則制定，增強在深海采礦、極地科考、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領域的制度性話語權，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加強應對海洋災害與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推動數據共享與技術交流，共同提升海洋防災減災能力，為我國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外部環境。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理論前沿研究”課題組 執筆：單菁菁 董亞寧 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