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玉來 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副院長

近日，隨著國際油價大漲，日元貶值壓力進一步加大，一度觸及1美元兌160.45日元，跨過160“關口”——160被市場廣泛視為日本政府干預匯市的警戒線。日本財務省官員表示將進行匯率干預，日本央行也表示將繼續加息。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顯示，日元實際有效匯率已從1995年的歷史高點（193.95，以2020年為基準100）縮水逾2/3至67.73。從“失落的30年”到如今的高通脹與負增長并存，日元持續貶值的背后，是日本經濟增長動能的嚴重不足。

首先，輸入型通脹加劇民生負擔。本輪日元貶值始于2022年美聯儲激進加息，日美利差迅速擴大導致資本外流，日元匯率斷崖式下跌，僅2022年1月至10月跌幅就超過30%。由于日本能源資源高度依賴進口，匯率暴跌直接推高了進口成本，截至今年2月，日本央行進口物價指數已達到167.3（以2020年為基數）。輸入型通脹迅速傳導至消費端，致使日本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罕見地連續四年超過2%的政策目標。更為嚴峻的是，日本糧食自給率（以熱量計算）已降至主要發達國家最低水平，食品價格暴漲推動兩人以上家庭的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占消費支出比例）在2025年第三季度攀升至29.4%，創下1981年以來新高。民眾“錢袋子”縮水，生活質量顯著下滑，社會焦慮情緒蔓延。

其次，實際工資增長滯后，制約內需恢復。面對通脹壓力，日本工會組織推動漲薪運動，2024年至2025年名義工資漲幅連續突破5%，但依然跑不贏物價上漲速度。厚生勞動省2025年的統計顯示，剔除物價因素后，日本實際工資已連續4年負增長。受此影響，居民實際消費支出在2023年和2024年連續下降，2025年雖轉為增長，但仍處于0.9%的疲軟狀態。對于內需占GDP比重過半的日本經濟而言，居民購買力的萎縮疲軟是致命打擊，經濟復蘇缺乏堅實的基礎。

再者，政策協調難度加大，財政赤字惡化。歷史上，日元貶值曾是日本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助推器，但如今其負面效應已遠超正面紅利。為應對匯率波動和通脹壓力，日本央行結束了包括負利率在內的大規模貨幣寬松政策，并逐步上調利率至0.75%，為1995年以來的最高位。然而，要想遏制日元貶值趨勢絕非易事。日本政策當局自身就存在嚴重意見分歧，央行試圖進一步加息但遭到政府反對。高市早苗政府執意實行財政擴張路線，承諾大規模減稅（如“食品零消費稅”）并增加防衛預算，這將導致財政赤字進一步惡化。市場對日本財政狀況的擔憂引發國債拋售，10年期國債收益率今年1月飆升至27年以來新高。債市與匯市的“雙殺”局面，令日本央行在加息抑制通脹與防止債務危機爆發之間進退維谷。

此外，美國對日元貶值的態度日趨強硬。2025年3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點名批評日元貶值，引發日本對“第二個廣場協議”的擔憂。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多次重申，匯率是美日關稅談判的對象。美國財政部的匯率政策報告直接要求日本央行“應以貨幣緊縮政策應對經濟增長與物價上漲等基本面”，并將日本列入匯率操縱國的“觀察名單”。近期，美國甚至直接下場施壓，在紐約外匯市場對日本啟動了匯率核查機制，防范日元貶值與利率上漲等風險。同時，日本外交政策的激進轉向導致周邊關系緊張，入境消費復蘇受阻，數字貿易赤字擴大。加之近期地緣沖突引發的全球能源價格波動，日本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愈發嚴峻。

日元貶值不僅是貨幣問題，更是日本經濟結構性矛盾的縮影。在老齡化加劇、產業空心化未解、創新動力不足的背景下，單純依靠貨幣寬松或財政透支已無法扭轉頹勢。若不能從根本上重塑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理順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機制，遏制強軍擴武沖動，日本經濟恐將在“低增長、高債務、弱貨幣”的泥潭中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