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尹侖 西南林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物多樣性使地球充滿生機，也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保護生物多樣性有助于維護地球家園，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建議》明確提出“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部署。生物多樣性是地球生命共同體的血脈和根基，不僅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食物、醫藥、能源等生產生活資料，也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增強生態系統韌性等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保護生物多樣性，對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推動全球生態治理具有重要意義。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論述，貫徹落實好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部署，協同發力、系統推進，不斷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高質量發展。

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生物多樣性包含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三個層次。生態系統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的最高層次，涵蓋生態系統類型、結構功能與生態過程的豐富度，是物種多樣性與遺傳多樣性賴以存續的載體，決定著生物多樣性的整體格局。守護好生態系統多樣性，方能從根本上筑牢生物多樣性保護根基，維護區域生態安全。不同物種構成復雜的食物鏈與食物網，形成相互依存和制約的生態鏈條。保護物種資源、修復生物棲息地，能增強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能力和抗干擾能力，是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與穩定性的重要路徑。比如，三江源國家公園通過實施“兩黑一沙”（黑土灘、黑土坡、沙漠化）治理、退化草原修復、野生動植物保護等綜合性舉措，穩固了高原生態系統功能，促進了生物多樣性恢復與生態環境持續改善。神農架國家公園候選區實施跨區域聯防保護、“以蟲防蟲”綠色防控等舉措，形成了生態系統修復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協同發力的良好格局。要立足不同區域生態特質，堅持系統治理、科學修復，精準開展棲息地修復與旗艦物種保護，健全跨區域協同保護機制，以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提升，促進生態系統結構優化與功能完善，使其具備更強的韌性與可持續性，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

推進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是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通過合理有序、綠色低耗的資源利用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從單純的生態任務轉化為兼具經濟與社會效益的可持續事業，有效激發社會各界參與保護的內生動力，實現從被動保護到主動守護的轉變。比如，河北塞罕壩林場在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前提下，發展生態旅游、苗木培育等生態產業，形成“以林養林、以林富民”的良性循環。“保護—利用—收益—反哺保護”的循環機制，為保護工作提供穩定資金保障，同時倒逼資源監測、科學評估與精準管護水平提升。此外，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促進生態、經濟、社會效益協同統一，健全多方共治與利益共享機制，以利用促保護、以保護固利用，為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持久支撐。

加強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科技賦能。科技賦能可以突破傳統保護手段局限，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向“人防+技防”轉型，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科學依據和技術支撐。東北虎豹國家公園通過紅外相機等野外監測終端，識別和監測野生動物，實時傳輸相關數據，有效提高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效率。新疆卡拉麥里山有蹄類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構建“天空地一體化”監測網絡，通過無人機巡航、衛星定位追蹤、紅外相機捕捉等，實現對普氏野馬等物種24小時精準監測。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需以技術創新為抓手，推動現代科技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各環節深度融合，充分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技術，持續提升野外監測、數據采集、物種識別與動態研判的效率與精度，以現代科技全面提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科學化、精準化水平。

結合傳統生態智慧，厚植生態文化底蘊。生態文化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精神動力，要挖掘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精髓，促進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實踐融合，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高質量發展。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中華民族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優秀傳統生態文化。這些傳統生態文化與所在地區生態環境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對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起到積極影響。比如，“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是獲聯合國糧農組織授牌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在桑基魚塘系統中，“水中養魚、塘基種桑、桑葉養蠶”三者環環相扣，形成良性循環。近年來，湖州深挖千年魚桑文化底蘊，創辦了魚桑文化研學院，將傳統生態智慧與現代生活密切融合。又如，云南芒市菲氏葉猴社區保護地以傳統生態文化為依托，當地村民成立保護協會，建立生態文明教育實踐基地，將傳統生態文化轉化為生態保護效能。系統發掘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智慧，對其進行科學闡釋并融入保護實踐，構建傳統與現代交融的生態文化體系，以文化自覺引領保護自覺，能夠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深厚文化根基與持久內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