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占斌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式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地緣政治風險加劇，全球經濟復蘇乏力且不確定性空前增加。在這一背景下，傳統的發展模式和安全范式面臨嚴峻挑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堅持穩中求進、提質增效”的工作基調，強調“以苦練內功來應對外部挑戰”，為“十五五”良好開局定向領航。這些重要指向意味著要把增強經濟韌性置于突出位置。這不僅有利于應對短期沖擊，更是確保中長期繁榮穩定、在激烈的大國博弈中贏得主動的必然選擇。

為何將增強經濟韌性置于突出位置

經濟韌性，指的是一國經濟系統在遭受外部沖擊（如金融危機、供應鏈中斷、地緣沖突、自然災害）或內部結構性壓力時，能夠有效抵御、快速適應并在沖擊后實現恢復甚至轉型升級的能力。它集中體現為經濟系統的抗壓性、恢復力、適應性。將增強經濟韌性置于突出位置，強調以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國際復雜局勢變化的不確定性，具有很強的現實必要性。

這源于國際形勢的復雜深刻變化與大國博弈的長期化。當前正處于全球供應鏈重構的關鍵時期，過去基于效率優先、成本優化的全球產業鏈布局正讓位于區域化、本土化布局。大國間科技競爭、關鍵物資的爭奪，進一步凸顯了供應鏈自主可控的極端重要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意味著要確保在極端情況下經濟命脈不被“卡脖子”，這正是經濟韌性的重要內涵。現有國際經貿規則面臨挑戰，貿易壁壘、技術封鎖、金融制裁等成為博弈工具。增強經濟韌性也意味著我們要有能力在外部環境惡化時，維持國內經濟的基本盤穩定，并具備制定新規則、開辟新市場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當今世界安全與發展的邊界日益模糊，經濟問題與國家安全緊密捆綁。能源安全、糧食安全、數據安全、金融安全等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議題，已成為經濟決策中不可或缺的考量。一個有韌性的經濟體系，必然是能夠有效統籌發展和安全的經濟體系，這也是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工作的重要指向。

這亦源于中國式現代化關鍵時期經濟發展轉型的內在要求。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2026年作為“十五五”開局之年，面臨的內外部挑戰更為復雜。增強經濟韌性，有助于減輕轉型期的陣痛，防范系統性風險，為高質量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五個必須”，其中“必須充分挖掘經濟潛能”“必須堅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創新并舉”，正是增強韌性、跨越發展關口的重要指引。從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角度看，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隱患。增強經濟韌性，必須著力突破集成電路、工業母機、核心種源等領域“卡脖子”技術，將創新主動權、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這與“堅持創新驅動、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的部署一脈相承，通過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筑牢科技發展支撐。從應對人口結構和資源環境約束的角度看，人口老齡化、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環境壓力等長期結構性矛盾，要求經濟體系必須具備更強的內生增長動力和資源優化配置效率。關于“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堅持‘雙碳’引領”的一系列部署，為應對這些慢變量挑戰提供了路徑，本質上是持續增強經濟系統的自適應能力。從歷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注的重要議題來看，無論是側重于穩增長、調結構，還是強調“六穩”“六?！?、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抑或是此次明確“穩中求進、提質增效”，核心邏輯都是推動中國經濟強身健體，增強應對不確定性沖擊的內生韌性。近期，世界銀行等都上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同時，中國外貿市場更加多元化，為保持經濟韌性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中國經濟的固有優勢與底氣所在

中國經濟之所以具備抵御風險、逆勢突圍的能力，根源在于長期發展積累的深厚優勢，源于改革開放40多年來取得的成就和經驗。這些優勢不僅是韌性建設的堅實基礎，也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的實施路徑高度契合，構成了大國博弈的堅實底氣。

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是內需韌性的堅實根基。我國擁有超過14億人口、1.9億戶經營主體以及規模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形成了全球最具潛力的超大規模市場。龐大的人口基數帶來持續的消費需求，從基本民生消費到高品質消費、從傳統實物消費到新型服務消費，市場層次豐富、需求多元。這種規模效應不僅能較好消化國內產能、支撐產業升級，更能在外部需求波動時發揮緩沖作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的“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擴大優質商品和服務供給”等舉措，將進一步釋放內需潛力，讓超大規模市場成為經濟循環的“穩定器”，即使面對貿易摩擦或全球需求萎縮，國內市場仍能為企業提供生存發展的廣闊空間。同時，超大規模市場能吸引全球優質資源集聚，形成“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雙向賦能，進一步強化抗沖擊能力。

完整產業體系優勢，是供應鏈韌性的核心支撐。我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各產業門類相互配套、協同發力，能夠快速響應市場需求、抵御局部環節沖擊。這種完整性意味著，即使部分核心零部件暫時受限，國內產業仍能通過替代方案、技術攻關維持基本運轉。中央提出“實施新一輪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正是基于這一優勢的戰略延伸，通過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等，讓完整產業體系在創新轉化中持續升級，為供應鏈韌性注入持久動力。

創新動能強勁優勢，是科技韌性的動力來源。經過多年積累，我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創新投入持續加大，2024年全社會研發投入超3.6萬億元，研發投入強度達到2.68%，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領域實現全球領先突破，形成了全過程創新生態鏈。這一發展態勢與中央關于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創新科技金融服務的部署形成呼應。目前，我國高新技術企業數量超過50萬家，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不斷強化，富有韌性的創新格局正在形成，有效增強了應對外部技術制約、在關鍵領域實現自主替代的能力。

顯著制度優勢，是治理韌性的系統保障。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這在應對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的實踐中得到了充分印證和有力彰顯。面對新冠疫情沖擊，我們快速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面對全球能源糧食價格波動，通過綜合施策、精準調控確保國內市場平穩運行。這些都是治理效能的生動體現。聚焦當下，無論是強調“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還是關于完善民營經濟促進法配套法規政策、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的部署，都指向打造更優的營商環境，進一步釋放制度優勢，確保經濟系統在沖擊面前快速響應、協同應對，展現強大治理韌性。

擴大開放合作優勢，是經濟韌性的全球延伸。我國已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成為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通過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形成更加緊密的跨國經貿合作網絡，有效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同時，落實好“優化自由貿易試驗區布局范圍”“鼓勵支持服務出口”等舉措，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有利于構建內外聯動、雙向互促的開放新格局。這使我國能夠統籌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全球產業鏈調整中把握主動，既為自身韌性建設注入外部動力，也為全球經濟韌性貢獻中國力量。

經濟韌性的多重要義與構建路徑

增強經濟韌性是系統工程，涉及宏觀、中觀、微觀多個層面。結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需在現有優勢基礎上，進一步補短板、鍛長板、固底板，聚焦關鍵領域精準發力。

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以筑牢物質基礎。瞄準構建自主安全可控、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目標，既要鞏固軌道交通、電力裝備等優勢產業，保持全球領先地位，又要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集中突破高端芯片、新材料等關鍵領域“卡脖子”技術。同時，優化產業鏈布局，推動上下游、產供銷有效銜接，暢通國內產業循環；依托共建“一帶一路”推動產業鏈多元布局，建設有韌性的全球生產網絡；前瞻布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未來產業，培育壯大新動能，塑造長遠競爭新優勢。

增強科技創新韌性以激活內生動力。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優化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定位和布局，形成攻關合力。著力提升企業創新能力，激勵研發投入，加強以企業為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完善創新生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暢通要素流動，鼓勵探索、寬容失敗，充分釋放創新活力。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推動實數融合，以智能化、數字化驅動產業升級，有效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系統構建面向未來的數字經濟韌性。

增強內需韌性以強化循環支撐。關鍵在于持續釋放消費潛力，與落實“提振消費專項行動”要求更好銜接，通過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改善消費環境，推動消費提質擴容。同時拓展有效投資，聚焦創新發展、綠色轉型等重點領域，充分發揮政府投資帶動放大效應，有效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破除地方保護和區域壁壘，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強化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

增強能源資源韌性以保障運行安全。深入推進能源革命，在發揮煤炭等傳統能源兜底保障作用的同時，加快發展風電、光伏等新能源，更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體系。優化儲備結構和布局，完善國家戰略物資儲備體系，提升應急保障能力。落實“推動全面綠色轉型”要求，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關鍵資源對外依賴度，為安全發展提供保障。

增強制度韌性以提升治理效能。完善宏觀經濟治理，強化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加強財政、貨幣政策協同，增強政策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穩定經營主體預期。建立健全風險預警、應急響應體系，確保在面對沖擊時具有最大限度聚集和調動發展資源、有力抵御風險并確保經濟平穩發展的治理能力，不斷提升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