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至11日，第四屆太和文明論壇前沿科技分論壇在線上舉行。來自中國、美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國的生物醫學及生物安全專家、數字與信息科技以及倫理與治理領域的專家和企業界代表，圍繞“用新興科技和創新機制維護全球生物安全”主題，就全球語境下如何應對生物安全威脅，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簡稱“疫情”）給生物安全及社會治理帶來的啟示等話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與交流。

疫情凸顯了人類面臨的全球生物安全威脅和挑戰。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中國預防性病艾滋病基金會第四屆理事會理事長、總后勤部衛生部前副部長王玉民指出，我國當前面臨三大生物安全風險：一是生物襲擊的風險；二是傳染病的風險；三是生物技術的風險。在生物安全領域我們面臨三大挑戰：一是生物襲擊，陰魂不散；二是自然殺手，肆意橫行；三是技術風險，利劍高懸。面對這些風險與挑戰，我們要將應對生物傳染病、生物恐怖主義和生物武器三種威脅的路徑進行有效整合。

面對生物安全威脅，如何提高危機時期的社會管控和治理能力，嘉賓們不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還提出了具體的有針對性的技術解決方案。太和智庫首席學者顧伯平認為，要解決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真正提高全球語境下的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就必須以積極的、主動的、科學的態度應對。不僅要有這樣的態度，更要有管用的方法。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交通運輸部管理干部學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柱庭認為，智慧交通在抗擊疫情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具體表現為：一是減少了人的接觸；二是提高了效率；三是降低了成本。德國漢堡科學院院士，德國漢堡大學信息學科學系教授、多模態技術研究所所長張建偉表示，應加強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在重大疾病，包括采樣、分析、診斷、治療、服務、配送等工作中的應用。同時通過充分利用超算中心的資源、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機器人可進行更精確的量化分析，為應急管理中的科學決策提供參考依據。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隆正互聯董事長兼總經理王杰表示，最近幾年國內物聯網企業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的落地應用，中國已經具備了建設一個更加高效、軍民融合、安全交互、軍隊聯勤、地方政府掌控的應急物資調動平臺的技術基礎。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院長助理崔建義指出，以集裝箱式、模塊化為基礎的應急醫療中心的建設將逐漸成為未來的主流，同時還要思考模塊化的應用，包括一些醫療單元的設置。華大基因CEO尹燁指出，通過建設核酸檢測能力，形成向外輸出公共衛生健康的能力，是中國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命運共同體的一種新模式。

面對疫情之下輿情對我國社會治理帶來的挑戰，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北京大學互聯網研究院（深圳）院長，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前專職副主任彭波提出，在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網絡輿論引導中，我們要做到溫情的輿論引導與柔性的網絡調控。一個好的故事，勝過一百句口號。在輿論場的調控中，要學會少講道理，多講一些故事和細節。一定要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方式，用潤物細無聲和細水長流的手法去引導。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傳染病研究所所長曾輝則表示，經過各領域專業團隊的討論和合作，把信息整合后再傳遞給民眾，這樣專業知識就可以在輿情引導中發揮重要作用。

生物安全體系離不開科技倫理、法律法規的支撐。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特邀），公安部前副部長，中國友誼促進會理事長陳智敏認為，抗疫斗爭的社會實踐再次有效地驗證了數據權屬主體在民、主權在國、使用在企業這一數據權屬劃分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則。但數據權屬要真正落實和體現在社會經濟活動和各項法律制度中，還要靠公民數據意識的提高、國家法治的完善和企業有效的實踐，在三者的結合過程中形成相應的規矩、標準、準則、法律、制度。太和智庫研究員，中譯語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于洋也表示，需要利用大數據技術手段對生物醫學大數據的數據安全、隱私保護，制定非常嚴格的管理措施和管理規定。

在社會發展包括疫情防控中科學與技術發揮的作用上，一些專家發表了自己的見解。美國生態文明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Andrew Schwartz認為，如果我們只依賴疫苗和一些技術性解決方案，而不思考深層次的問題，可能很難從根本上解決疫情難題。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中國部聯席主任王治河也指出，今天的生態危機，科學難辭其咎。現代科學是為工業文明服務的，隨著工業文明的消退，現代科學也將走向式微。美國倫理意識研究院院長，美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David A. Schwerin認為，疫情和氣候變化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不穩定因素，造成了非常嚴重的不平衡，而且社會的加速發展進一步破壞了人類的棲息地，打破了自然物種的平衡。這種結果將使人類陷入非常危險的境地。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創院院長John B. Cobb, Jr院士指出，必須建立后現代的生態文明，在整個生態系統中找到定位人類社會的方式。無論哪個國家，只有致力于建設生態文明，大多數人才可能擁有更好的生活。澳大利亞斯威本大學哲學與文化探索教授，《自然與社會哲學雜志》主編Arran Gare認為，西方現代醫學過于依賴高科技，對于病人的關注反而減少了；而中醫有更統一、更全面的方法，他們更關注病人的感受。

對于我國疫情發展的可能性及其防控措施，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表示，只要防控措施不到位或者有松懈，疫情就可能卷土重來。秋冬季其他呼吸道傳染病高發，使得新冠肺炎的診斷防控變得更加復雜。但新技術的應用為我們增添了控制新冠肺炎的手段。我們有信心、有能力在短時間內把可能出現的疫情控制住。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感染性疾病診療中心首席專家李興旺表示，要正確理解“疫情防控常態化”，控制疫情是一項長期工作，經濟要發展，人要活動、要交流，因此防控常態化應該是動態的，不斷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評估，根據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手段。

面對疫情沖擊下的國際新局勢，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管理學院媒體、娛樂和體育企業管理中心全球合作總監Susan Pertel Jain提出，一些國家正面臨疫情肆虐和環境破壞的挑戰，人們需要切實改變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耶魯大學生物倫理跨學科中心技術與倫理研究名譽主席，黑斯廷斯中心高級顧問Wendell Wallach認為，在當今世界，中國在數字科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方面都是數一數二的，他寄希望于中國能夠參與領導世界范圍內技術方面的治理合作，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太和智庫歐洲中心主任Thorsten Jelinek表示，美中之間有巨大的鴻溝，西方世界和中國之間也有巨大的差異。未來我們不能靠戰略性競爭去推進歷史進程，必須依賴合作，合作是基礎。當下大國之間從合作變成競爭的趨勢非常危險。

太和智庫研究員、副理事長伊迪在會議總結時表示，通過兩場線上討論，與會嘉賓達成了基本共識：為了應對生物安全威脅與挑戰，提高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不僅要借助科技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要從我們的思維、理念著手，改變我們的想法和行為模式，從根本上處理好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以系統性的認識和解決方案應對我們面臨的生物安全問題。前沿科技分論壇聚焦于生物安全及生物危機防范與社會治理，其初心就是盡量令人類遠離生態災難，更好地生存。雖然人類避免不了天災，但各個國家通過協作互助，利用科學與技術、完善治理和創新機制等方式，一定能更好地與自然相處、與自我相處，并在未來做好迎接一切挑戰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