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孫立鵬

特朗普執政以來，中美經貿關系遭遇史無前例的困境與挑戰，經濟競爭因素顯著上升。在疫情導致美國國內問題集中爆發、總統大選進入關鍵階段的背景下，美國“強硬勢力”正在加緊推動對華經貿“脫鉤”，并從此前的長期醞釀、“布線埋雷”階段，演進到加速推進、“集中引爆”階段，升高了兩國經貿關系的不確定風險。

“脫鉤”領域

產業鏈重塑。3月，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借疫情在美國蔓延之際，加速推動中美產業“脫鉤”。他四處宣揚美國97%抗生素來源于中國，80%藥劑活性成分來自中國和印度，希望借此推動美國在華醫藥企業回遷。隨即，美國國會發起《加強美國產業鏈安全與國家安全法》，要求政府加速醫療等產業物資的生產向美國本土轉移。4月，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再提通過直接稅費抵扣的方式負擔搬遷費，促進在華企業回遷美國。以此為契機，美國戰略界日漸勾勒出對華“三層脫鉤戰略”：一是把美國認為十分關鍵、核心產業鏈不惜成本遷回美國；二是對一般關鍵的產業鏈，從經濟利益考慮，鼓勵企業從中國遷往主要盟友，再幫助這些國家和地區提升產能，既保障產業鏈安全，又可以降低成本和保證經濟效率；三是意圖把中低端制造業等對基礎設施和技術工人要求不高的行業，遷往南亞、東南亞等地。由此，中美互利的產業分工格局將被顛覆性重塑。

科技打壓。目前，美國正從三個方面下手，加速對華科技打壓，推動中美科技實質性“脫鉤”。一是剝離“中國元素”。早在2019年11月，美國商務部就發布“確保美國信息和通訊技術及服務供給鏈安全”公告，稱將以國家安全為名，對更多中國輸入美國的信息和通訊產品實施新的、嚴格的審查，迫使美國國內進口商調整產業鏈，將中國產品及零部件排除在外。2020年3月12日，特朗普簽署《安全可信通信網絡法》，禁止使用美國聯邦政府資金，購買包括華為在內的所謂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通信產品和設備。二是加碼出口管制。4月28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對《出口管制條例》做出重大修改，加強對中國等涉及軍事最終用戶及最終用途產品的出口管制。5月，美國商務部宣布將修改出口管制規則，以阻止使用美國軟件和技術的外國半導體制造商在沒有獲得美國許可的情況下將產品賣給華為。近日，美國商務部出口管制的“實體清單”再添24個中國機構和個人。三是限制投資。以《2018年外商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為基礎，美國財政部于今年2月發布投資監管實施細則，全面落實對外商投資的嚴查，目標直指中國。由此可見，美國政府正在從限制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加強高科技出口管制、把中國產品剝離出美國科技產業鏈三方面入手，對華打出全面科技遏制的組合拳。美國對華科技“脫鉤”的決心已下，且未來形勢必將更加嚴峻復雜。

資本切割。繼2019年美國國會發起《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和《確保外國在美國上市企業高質量信息和透明性法案》后，今年5月20日，國會立法進程突然提速，參議院表決一致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案》，要求在美上市企業必須披露審計報告并與美國監管機構合作，對連續三年違反規定的上市企業強行要求“退市”。該法案的出臺實則在為中國在美上市企業量身定做新規。5月30日，特朗普聲稱，為保護美國投資者利益，要求美國總統金融市場工作組研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遵守規則和隱藏風險的情況。此外，在特朗普政府施壓下，美國聯邦退休儲蓄投資委員會于5月13日宣布推遲將440億美元投資到含有10%中國資產的指數基金計劃。更嚴重的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杰伊·克萊頓公然警告美國市場投資者，不要將資金投入中國企業。由此，美國通過系列措施，正在悄然推動對華資本切割，欲收緊甚至切斷中國企業通過美國資本市場融資發展的渠道。

相關考慮

近期，美國推動對華經貿“脫鉤”，絕非心血來潮，而是具有多重動機。

轉移國內矛盾焦點。當前，美國國內疫情危機、經濟衰退、失業激增、騷亂升級等不利因素相互交織，引發民眾對特朗普政府抗疫乏力、反應遲緩、治理無方的不滿。根據“真實清晰政治”（RCP）網站最新統計，拜登對特朗普的大選支持率為47.7%∶42.4%，領先特朗普。特朗普不僅在總體民調中全面落后，而且在威斯康星、佛羅里達、賓夕法尼亞、密西根等“搖擺州”均遜于拜登。為轉移國內矛盾焦點、“甩鍋”抗疫不力責任、鞏固國內支持、扭轉競選頹勢，特朗普把對華強硬作為解決問題的唯一鑰匙和救命稻草。

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現實需要。以《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列為戰略競爭者為標志，美國希望通過系列的施壓和“脫鉤”舉動，保持美國優勢，拖慢中國崛起腳步，當前采取的諸多“脫鉤”措施僅是對該戰略的部分貫徹。從產業鏈上看，美國將中國逐步排除在其主導的全球產業新格局外，意在削弱中國當前全球制造業中心的核心地位。通過產業鏈的回遷、轉移、重塑，鞏固美國對全球產業布局的掌控力，擠壓中國不斷向產業鏈高端發展的空間，牢牢把控主導權。從科技領域看，美國全力加速對華“脫鉤”，從多途徑切斷中美科技聯系，意在避免中國繼續“搭車”，強加學習成本，盡量延長中國科技發展進程，保持美國科技實力，遏制中國經濟崛起。從金融與資本領域看，美國試圖通過脅迫對華進行資本切割，要求中國改變審計和信息透明的法律法規，提升在美上市中國企業的融資成本，以遏制中國企業海外擴張和影響力上升的勢頭。美國上述所作所為，正在拆除中美利益捆綁的基石，甩開手腳與中國開展全方位、深領域的戰略競爭。

影響趨勢

疫情在全球蔓延激發了美國國內對新一輪經濟模式、產業結構的大反思，使得經濟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再次升溫，正成為推動美國對華經貿“脫鉤”的“加速器”。即使部分在華企業由于成本、市場機遇等原因不愿離開中國，但只要美國政府下定戰略決心與中國經濟“脫鉤”，“脫鉤”仍會被積極推進，并帶來多重影響。

導致中美出現雙輸的經濟局面。面對中美經貿“脫鉤”趨勢，不僅中國將面臨出口環境惡化、經濟運行成本和金融風險上升、產業結構被動調整等諸多不利局面，美國也難獨善其身。一是美國經濟將因“脫鉤”遭遇更大困境。美國對華施壓和“脫鉤”的做法，將加劇中美經貿不確定性風險。疫情已經把美國經濟拖入衰退深淵，自3月中旬疫情導致企業關停以來，已有4100萬人失業。而美國經濟的外部不確定性風險上升，易導致內外交困、相互疊加對經濟構成更大打擊。二是美國企業面臨巨大的調整成本。產業鏈加速調整，將使企業不得不犧牲一定的經濟效率和利益，甚至面臨高昂的調整成本。據美國國會研究局報告統計，2017年美國先進技術產品及零部件進口高達4642.58億美元，從中國進口1710.67億美元，占全部進口的36.8%，其中信息和通訊產品對華進口依賴度高達60%。中美產業“脫鉤”將導致美國企業損失慘重，產業鏈調整的成本十分高昂。三是潛在金融風險上升。美國金融市場具有全球吸引力的關鍵在于它的開放性和透明性，而當美國資本市場的監管者將矛頭對準中國、要和中國資本切割的時候，美國金融信譽已經蒙受損失。其后續打壓中國在美上市企業的做法，也必將引發美國資本市場的大幅波動，沖擊全球投資者信心。四是美國經濟陷入平庸增長。美國國會研究局計算，2008 ～2018年美國潛在GDP增長率僅為1.6%,低于二戰后3.2%的長期平均水平。經濟“脫鉤”將導致美國經濟更為平庸。一方面，疫情過后，美國政府將更多產業鏈回遷至本土及相關地區，雖然穩定供應能力上升，但損失了國際分工合作的效率，將導致企業盈利能力下降，經濟出現效率損失。另一方面，科技“脫鉤”將破壞全球合作氛圍，任何科技企業都難以憑借一己之力連續取得創新突破，這將影響美國企業潛在創新能力，拉低美國全要素生產率。

嚴重損害中美經貿互信。中美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成果來之不易，為中美經貿摩擦“階段性休兵”、兩國關系穩定注入了十分重要的積極因素。但美國采取一系列經貿“脫鉤”和打壓的做法，將損害中美間的經貿互信，增加競爭和博弈因素。

世界經濟遭遇更大不確定性風險。受疫情沖擊和影響，世界經濟正在遭遇2008年以來最黑暗的時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衰退3%，衰退幅度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此時，全球主要大國應該承擔責任，攜手合作，引領世界經濟走出危機，為全球提供經濟和金融穩定產品，但是美國一意孤行、挑起中美“脫鉤”，嚴重影響中美在危機時刻引領全球經濟治理合作的意愿，拖慢全球經濟復蘇進程。因中美經濟紛爭可能隨時再起，增加了世界經濟遭遇的不確定性風險。

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面臨倒退。美國加速關鍵產業鏈的回遷和區域化發展，意味著區域貿易和“盟友貿易”上升，垂直型的國際分工格局將被重塑。以“美墨加協定”（USMCA）、美英經貿談判、美日、美韓、美歐等經貿安排和談判為依托，美國正在加速打造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雙邊貿易新體系和產業鏈新格局。全球貿易關系、經貿規則、貨幣格局將因此生變。這就意味著，美國處于全球產業鏈最高端的“全球即時生產系統”將遭遇嚴重破壞，美國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將因產業安全需求上升而后退，其經濟影響力在自我加速調整中遭受削弱。此外，美國對華資本“脫鉤”，也必然讓中國重新審視持有美元資產的安全性、必要性和盈利性。為應對疫情，美國采取無限量量化寬松、債務貨幣化的做法已經加劇他國憂慮。從長期看，美元霸權體系正在因美國當前的肆意妄為遭到根本性的侵蝕。

練好“內功”

中美經貿關系早已是“大而不能倒”。雙方經貿聯系千絲萬縷，“脫鉤”的想法和行動是在逆歷史潮流而動，合作共贏仍是中美經貿關系的唯一正確出路。因此，以第一階段中美經貿協議的執行和落實為基礎，兩國應該繼續加強經貿領域溝通，將產業合作、出口管制、跨境審計合作等問題，納入中美后續溝通談判議程，積極尋找彼此的利益共同點和契合點，共同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與此同時，中方必須臥薪嘗膽，做好自己的事。回顧歷史，任何國家的崛起和復興，都難以一帆風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關鍵還是要自身強大。因此，我們必須要修煉好經濟“內功”，不斷加大科技創新和研發投入，下大力氣補足“短板”，推動中國科技產業大發展，不斷向全球產業鏈的高端移動；制造業是經濟之基，需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加強以中國為主的全球產業合作；以堅定的決心推動金融領域改革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