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長期發展因素來看，影響我國經濟潛在增速的趨勢性力量并沒有步入新的平臺期，依然處于回落階段。隨著疫后經濟逐漸回歸常態化運行階段，經濟增速換擋力量的顯化將開始發揮主導作用。

1、全球化紅利處于快速下滑期。疫情爆發之前，中美貿易沖突和全球經濟大幅放緩決定了全球化紅利已經出現了大幅下滑甚至趨于耗竭的現象。貨物和服務貿易順差占中國GDP的比重從2007年8.6%的峰值逐步回落到2018年的0.8%和2019年的1.5%，其中貨物貿易順差總體已呈現出縮小的趨勢，而服務貿易逆差總體呈現出擴大的趨勢。其中，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進一步加速了全球化紅利的衰竭，在中期內恐難以有效提升。

全球貿易增速自2018年出現新探底現象，中國外貿環境進入了趨勢性新低迷期。以美元計價，中國出口金額、進口金額、進出口總額增速分別從2010年的31.3%、38.8%、34.7%，波動下滑至2019年的0.5%、-2.7%、-1.0%。2020年的疫情沖擊不過是進一步加劇了這一下行趨勢。從今年前5個月的貿易表現看，外部環境對于中國生產體系的沖擊還沒有顯化，全球經濟同步的深度下滑、全球貿易的深度收縮、貿易沖突的加劇、全球供應鏈的重構以及“去中國化”的抬頭將使中國經濟3-4季度面臨的壓力全面上揚，可能超越我們的預期。提前穩住內部經濟循環基本盤是應對外部沖擊和大國競爭的核心基礎。

外部環境的惡化具有中長期性，疫情爆發前世界經濟中長期的趨勢性下滑因素仍未見底，中美沖突引發的結構性變化遠未消解。一是全球技術進步仍處于下行期；二是全球性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沒有得到改善；三是全球債務問題沒有得到緩和，疫情期間各國推出的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財政刺激政策，還將進一步加劇未來面臨的債務壓力；四是全球人口紅利整體步入下降期；五是逆全球化的時間和深度可能比預期更長更深。中美沖突不僅是大國在世界經濟低迷期的必然產物，也是霸權周期變遷的產物。中美沖突直接改變了中國的外部環境，成為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核心因素之一。

2、傳統工業化紅利開始遞減。第一產業的穩定和第三產業的快速上升決定了工業化紅利持續遞減。1978-2007年中國工業占GDP比重穩定在40%左右，但自2008年以來，工業占GDP比重從41.3%持續下滑至2019年的32%，年均下降超過0.8個百分點。一方面，第一產業比重降至7%后，趨于穩定，2019年為7.1%；另一方面，第三產業的比重持續較快提升，于2008年首次超過工業占比，2019年達到53.9%。由此，傳統產業結構轉型所帶來的增長效應基本耗竭。

3、傳統人口紅利大幅度逆轉。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和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放緩，決定了傳統人口紅利趨于衰竭。全國15-64歲人口于2013年達到10.1億的頂點，16-60歲勞動年齡人口于2012年達到頂點9.2億，此后均開始持續下降。總人口撫養比于2010年達到34.2%的最低點后開始持續上升，2019年達到41.5%。人口結構的變化導致國民儲蓄率下降，2010年達到最高點51.8%后開始持續回落，2019年為44.4%。同時，從產業結構和城鄉結構轉型的角度看，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明顯放緩，流動人口總數開始由增長轉為回落。2018-2019年農民工總量增速均值為0.7%，相比2015-2017年的均值1.5%，增速下降了0.8個百分點。

因此，中國經濟趨勢性下滑的力量并沒有得到有效逆轉，隨著疫后經濟重回正常增長軌道，潛在GDP增速的下滑又將成為導致經濟增速下滑的核心原因之一。在影響中國經濟潛在增速的幾大趨勢性力量中，目前除了制度性因素見底回升并帶來TFP改善，其他幾大因素都在下行甚至有所加速。過去10年間，中國經濟增速平均每年下降0.5個百分點，今明兩年疊加疫情沖擊下國際國內多重不利因素影響，潛在經濟增速的“下臺階效應”將隨著經濟復蘇進程而逐漸顯化。

從中長期看，在趨勢性下滑和增速換擋過程中，中國經濟發展還要完成以下五大任務：一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實現無戰爭的大國崛起，解決國內經濟增長和國際關系協調問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無民粹主義的大福利，解決進入高收入階段面臨的瓶頸問題；三是超越“明斯基時刻”：實現無危機的金融深化，解決金融發展和風險防范問題；四是破解“李約瑟之謎”：實現政府與市場協同下的大創新，解決科技進步和前沿創新問題；五是越過“環境庫茨涅茨曲線”拐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結構轉型，解決人類發展與生態環境平衡問題。

執筆人：劉曉光、劉元春、閆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