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高度關注的是，疫情影響的異質性導致經濟結構分化嚴重，短板效應顯化從而開始觸及底線。不同于經濟系統內的危機，外生疫情沖擊下不同行業、不同群體、不同地區受影響的嚴重程度和脆弱性存在顯著差異，尤其是疫情對特定經濟活動和脆弱群體的沖擊更為劇烈和持久，導致在總體經濟回落過程中的結構分化現象嚴重，中低收入群體和中小企業績效極度惡化，失業風險觸及底線。

（1）疫情沖擊下，中國經濟各主要行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部分行業出現較大幅度負增長。1季度，一、二、三產增加值同比分別負增長3.2%、9.6%、5.2%。其中，部分行業受疫情沖擊較為嚴重：制造業、建筑業分別負增長10.2%、17.5%，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分別負增長35.3%、17.8%、14.0%、9.4%。相比之下，金融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受疫情沖擊程度較小，1季度仍然保持較快正增長，同比增速分別為6.0%、13.2%。

從疫后恢復的角度看，進入常態化疫情防控階段以來，不同產業的恢復節奏也有差別，相比第二產業的強勁反彈，第三產業總體較為低迷、短板凸顯。第二產業用電量累計同比跌幅從2月的12%縮小至4月的6.1%，連續2個月較大幅度回升，當月同比增速已經由負轉正；相比之下，第三產業用電量同比跌幅則從2月的3.1%，擴大至4月的8.1%，連續2個月跌幅擴大。究其原因，服務業既具有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特征，還具有消費的接觸密集型特征，疊加居民壓縮非必要消費需求，恢復速度較慢。特別是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等行業，在1季度消費旺季承擔了更大的損失，在2季度又遲遲難以達產，可能誘發局部性的經營風險和失業風險。

（2）疫情沖擊下，不同群體就業和收入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中低收入群體和農民工所在行業和企業類型受疫情沖擊較大，失業風險顯著加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可能會進一步擴大。

1、吸納就業的主力在1季度受疫情沖擊最為嚴重，且受疫情影響的持續期較長，使得失業率與總體經濟增長的穩定關系受到破壞，失業風險遠大于GDP跌幅所揭示的水平。1）私營企業和個體戶吸納了中國4億人就業，但承受疫情沖擊的脆弱性最高；2）從私營企業和個體戶就業的行業分布特征看，主要集中在疫情沖擊的敏感行業，行業增加值在1季度的跌幅顯著高于經濟總體跌幅，進一步加大了失業風險，且難以實現向目前正增長的行業轉移。在第三產業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2019年所吸納的就業規模分別約為15700萬人、3200萬人、3300萬人，而這三大行業在1季度的增加值跌幅分別達到17.8%、35.3%、9.4%，顯著高于第三產業5.2%的總體跌幅。盡管1季度金融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保持了較快正增長，但失業人員顯然難以向這些行業轉移。在第二產業中，制造業、建筑業所吸納的就業規模分別約為6300萬人、1900萬人，而這些行業在1季度的增加值跌幅分別達到10.2%、17.5%，也高于9.6%的工業總體跌幅。特別是外向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如服裝、家具、鞋靴、玩具、箱包等，前5個月出口累計同比跌幅均在兩位數以上。

2、以上情況在農民工的就業分布中也有類似表現，使得相比城鎮戶籍人口，農民工群體就業和收入受疫情沖擊的影響更大。1季度農村外出務工人數同比負增長30.6%，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同比負增長7.9%，兩方面因素合計，1季度農民工群體可支配收入下降約4成。考慮到2019年2.91億農民工總量和其中1.74億外出農民工，農民工群體的就業和收入下滑壓力巨大，可能產生中長期影響。

因此，總體來看，在居民收入下滑的同時，社會失業風險顯著加大，對未來就業質量和居民收入預期也產生不利影響。2020年前5個月，城鎮新增就業較去年同期下降23%；城鎮調查失業率于2月和4月兩次突破6.0%，分別達到6.2%和6.0%，5月份為5.9%，較去年同期提高0.9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隨著疫后農民工返城和高校畢業生就業高峰來臨，未來失業風險還可能進一步顯化。例如，年初以來，與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急升后穩”的走勢不同，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穩步上升，從1月份的5.2%持續提高至5月份的5.9%，說明隨著經濟持續低迷，大城市的就業韌性也開始受到挑戰。5月份，全國20-24歲大專及以上人員調查失業率分別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上升1.7、3.3個百分點，顯示大學生等重點群體就業壓力較大。考慮到今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874萬的歷史新高，隨著高校畢業生集中進入勞動力市場，失業率可能會繼續上升。同時，目前就業不充分現象也比較明顯。5月份，1.2%的就業人員處于在職而未就業狀態，高于正常水平。事實上，我們的草根調研表明，酒店餐飲、批發零售等行業的就業不充分現象要遠高于以上數字，存在大量的隱形失業問題。

值得高度關注的是，在城鎮調查失業率的統計數據之外，農民工就業問題已經成為尚未得到足夠關注的超級問題！4月以來，農民工返城情況較3月份有一定好轉，但總體水平較往年仍然顯著較低，更嚴重的是，4月中旬以來，開始出現返城農民工的二次返鄉潮，占比從4月6日的3%左右持續上升至5月22日的超過7%，返鄉規模已經超過1000萬人。這難以反映在現有城鎮調查失業率數據中，但卻隱含著巨大的民生和社會風險。而且，返鄉農民工集中在幾個重點勞務輸出省份，無疑會進一步加大當地就業和社會壓力，值得高度重視。

（3）疫情沖擊下，不同地區由于經濟結構差異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部分地區短期下行壓力較大。一是以湖北地區為核心的中部地區，包括河南、安徽，經濟下行壓力加大，1季度GDP跌幅位居前列；二是部分東部沿海地區受出口需求下滑影響，1季度GDP增速出現較大下滑；三是環渤海地區，包括京津冀、遼寧、山東，近年來本身具有經濟下滑壓力，疊加疫情沖擊出現較大幅度下滑。相比之下，西部地區受疫情沖擊較小，1季度經濟跌幅普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疫情沖擊下，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矛盾加劇，財政平衡率普遍下滑，特別是中部地區財政收支矛盾惡化，需關注基層運轉風險。1季度，全國各地區的財政收支均出現缺口，近八成地區財政平衡率（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下滑。其中，東部地區財政平衡能力較強，財政平衡率均高于50%；中部地區受財政收入大幅下滑影響，收支矛盾加劇，平衡率均低于50%，其中，處于疫情“震中”的湖北雖得到較多中央財政補助，但缺口增幅仍高居全國首位，平衡率處于中部地區最低水平34.9%，河南、湖南等與湖北相鄰的中部省份收支缺口同樣位于全國前列，財政平衡率不足40%；西部地區及部分東北地區如云南、寧夏、黑龍江、甘肅、青海、西藏財政平衡率不超過30%，源于財政實力較弱。

執筆人：劉曉光、劉元春、閆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