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記者李曉曼）2019年12月17日，“新時代的中國思想與世界變局——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論壇2019”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出席本次論壇并就相關議題撰寫論文，以下是他撰寫的論文。

2017年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徹底顛覆了二戰以來美國政府長期堅持的推行多邊貿易自由化的貿易政策，轉而任意采取單邊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利用雙邊施壓迫使貿易伙伴作出讓步，同時質疑和破壞WTO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尤其是美國持續阻撓WTO上訴機構成員的任命，以及濫用國家安全例外、重新啟用301條款等，都對WTO的正常運行構成重大挑戰和破壞。然而，美國卻將其單邊行為美其名曰“改革”WTO，片面指責WTO存在的四大問題，包括現行WTO規則無法制約非市場經濟行為，矛頭直指中國，指責發展中國家地位的自我認定以及相應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導致了成員間的不公平競爭，指責爭端解決機制尤其是上訴機構越權裁決、侵犯美國的國家主權，批評部分WTO成員未能有效履行透明度和通報義務等。其中關于非市場經濟和發展中國家地位的批評都在相當程度上與中國相關，以至于一些評論指出，美國所謂改革WTO，實質上是要改革中國。但是，由于美國在多邊貿易體制中長期發揮的實質性領導作用，以及美國當前在世界貿易以及國際貿易規則中的重要地位，美國關于WTO改革的主張仍然得到廣泛關注，并形成強大的輿論聲勢。包括歐盟在內的其他發達國家乃至部分發展中國家，盡管都對美國的破壞性單邊行動感到強烈不滿，但又不得不回應美國的訴求，試圖以滿足美國部分要求的方式來把美國留在WTO內。而這又進一步將中國推向前臺，使中國成為WTO改革討論的眾矢之的。

在WTO上訴機構即將癱瘓、WTO改革的討論日趨熱烈之際，如何在這場討論中為中國發聲，闡述中國立場、提出中國方案，成為相關領域中國智庫義不容辭的使命。筆者所在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深耕多邊貿易體制研究20多年，同時也是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中唯一以WTO為研究主題的基地，理所當然持續投入并跟蹤國內外關于WTO改革的研究和討論。本文將梳理筆者所在機構以及我所觀察和參與的我國智庫有關WTO改革的相關活動，試圖總結其中成功的經驗以及存在的不足，為我國相關智庫更好參與這一關鍵國際議題、傳播中國智庫聲音、闡釋和推廣中國方案，提供一定的參考。

應當說，中國智庫對于WTO改革這一議題的反應是相當迅速的，這首先源于我國商務部對相關信息非常開放，并積極尋求與相關智庫的合作。2017年11月，在美國提出WTO改革這一話題不久之后，商務部就召開了專家座談會，介紹了WTO改革與談判的最新情況，并聽取了包括筆者在內的多位國內WTO專家的意見和建議。隨后商務部還委托筆者所在單位開展WTO改革的背景研究，著重了解美國等相關國家推動WTO改革的真實原因和意圖，并為中國參與WTO改革提供相應政策建議。此后，商務部也就中方的WTO提議等召開專家座談會，以及委托中國WTO研究會召開座談會等形式，及時向國內專家通報情況并聽取專家意見。商務部的這種開放姿態為我國智庫及時了解WTO改革的最新動態以及我國政府的官方立場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并為智庫分享其研究成果創造了條件。因此，就我國智庫和我國政府之間的交流而言，在WTO改革這一議題上，這種交流得到了充分實現，可以算是政府和智庫交流的典范。

國內智庫也采取積極行動響應國家的需求。以清華大學楊國華教授為首的中國法學會WTO法研究會與中國僑聯聯合組織了共13次的系列WTO改革研討會，有包括筆者在內的30多位國內學者參加了討論，而且商務部、財政部、人民銀行等相關部門的官員也參加了討論。每次專題討論都形成一個報告，并提交相關部門，引起了領導的高度重視。研究會還與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進行了一次中美對話，交流了雙方對WTO改革的觀點。研究會還赴日本與相關部門和機構進行對話，交流中國方面對WTO改革的觀點。研究會還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海南大學法學院合作召開國際研討會，邀請多位原WTO上訴機構成員、WTO法專家等，與中國學者對話、交流。筆者所在單位和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聯合舉辦WTO改革研討會。筆者還應邀參加財政部、工信部、科技部、發改委、國家審計署、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等相關部門召開的WTO改革專題討論會。據筆者了解，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也都就WTO改革開展過系統研究。此外，中國智庫也多次邀請或接待外國相關專家和政府官員開展討論。如全球化智庫多次接待WTO前總干事拉米、現任副總干事AlanWolff等，上海對外經貿大學、華東理工大學等邀請WTO副總干事易小準、首席經濟學家RobertKoopman等?？傮w上看，中國智庫在WTO改革的研究、國內研討活動的組織，以及相關政策咨詢方面都做了諸多努力，取得了顯著成效。國內就WTO改革的討論也是較為自由和充分的，為我國WTO改革相關決策提供了較為有力的支撐。但如果說存在不足的話，則是缺乏一個跨部門的綜合研究或政策協調，事實上WTO改革涉及到貿易、外交、財政、科技等多個領域，議題之間相互關聯、相互交叉，需要有一個跨部門的綜合研究或協調來統籌工作重點或談判策略。例如WTO中的發展中國家特殊和差別待遇問題實際上涉及中國整個外交戰略定位問題，補貼改革問題涉及到整個產業政策的設計和實施問題以及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這絕不是商務部或其他任何一個部門能夠獨立應對或解決的。

與相對較為充分的國內研究和交流相比，我國智庫就WTO改革問題在國際上的參與度和可見度則要顯著的低。筆者所在單位連續8年參加WTO最大的公開活動、一年一度的公共論壇，但每年參加的中國機構非常少，一般只有2到3家，與中國在WTO中的重要性極不相稱。尤其是近幾年WTO的討論幾乎都與中國相關，但中國研究機構的參與仍然十分有限。只是在2019年的公共論壇上，由于中國駐WTO使團的積極組織，使得參與公共論壇的中國機構（包括企業和商會）達到6家，其中智庫或研究機構有3家。因此，總體上看，中國學者在國際公開論壇上就WTO改革的聲音非常弱小。筆者曾經受邀在歐盟議會聽證會上作為中國學者代表闡述WTO改革的相關立場，在日內瓦與10位各國駐WTO大使或副代表進行對話，其他中國學者如張月姣法官、楊國華教授等也在相關國際會議上較為活躍。但整體而言，在國際上關于WTO改革的討論中，來自國內智庫的聲音整體偏弱，即便有中國學者，也往往是就職于海外機構的。國內智庫的國際化程度仍然遠遠不足，國際影響力也還有很大差距。一些國際會議即便討論中國問題，也首先想到的是海外的中國學者，而非中國本土智庫學者。究其原因，主要還是由于中國學者出版英文著作或發表英文論文的數量、質量不夠高，難以形成有效的國際學術影響力。在WTO這樣一個國際化的問題領域，英文論著的發表仍然是獲得國際影響力的主要方式，雖然對中國學者有一定的不公平，但也是無奈的事情。促進和提高國際問題領域的中國智庫的國際化，的確是迫在眉睫的任務，這需要國家、相關部門、高校、科研機構等各個層級在人才隊伍建設、資金投入、科研激勵、出國訪問管理等各個方面的政策配套和資源投入。同時，由于WTO研究涉及多個學科，相關智庫和研究機構之間應該加強協同和合作，從不同角度開展深入研究，并通過力量整合形成系統性的研究成果。此外，中國智庫走出去的目標規劃應當更加清晰，尤其是涉及WTO這樣的國際或外交問題的智庫，應當制定明確的規劃，積極參與國際論壇建設，積極與海外知名智庫合作舉辦研討會等多種形式，把中國智庫的研究成果、思想和中國政府的主張推介到國際學術界，影響國際討論的內容或方向。同時，中國智庫也要加強走出去的能力建設，包括提高組織國際會議的能力、加強與相關機構合作的溝通能力、善于利用國際媒體的傳播能力等等。

目前，WTO改革仍處于討論和醞釀階段，其未來前景仍有很大不確定性。對中國來說，我們仍然有機會和能力去影響和塑造WTO改革的議程和進程。中國智庫應當利用這一歷史契機，不斷提高自己的參與意識和能力，積極參與WTO的歷史性變革，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完善貢獻中國智慧。

此次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光明日報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光明日報智庫研究與發布中心、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中國網、《智庫理論與實踐》雜志社聯合承辦。國內知名智庫學者、社會賢達及媒體界500多位人士齊聚一堂，共同討論新時代的中國思想與世界變局。中國網智庫中國對本次論壇進行了專題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