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雷達

中國網訊 近日，中國網智庫中國與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聯合舉辦第五期中國圓桌“中美貿易戰的思考、應對與未來”主題論壇。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雷達表示，中美貿易戰一波三折，由磋商緩和重新走向僵持對抗的道路。中美貿易戰從開始到實質實施階段，美方不斷加碼，中方不斷努力，但努力未果。

中美貿易戰特征

一方面，中美貿易戰與以往的貿易摩擦相比，在性質上發生了變化，這不僅是貿易利益上的紛爭，還是在戰略等更深層意義上的新沖突。

另一方面，美方對中國的貿易戰蓄謀已久，其戰略手段儲備充分。美方貿易戰操盤者納瓦羅、萊特西澤等人對華的遏制思想是一以貫之的，他們不論是否在重要崗位，都有一套遏制中國的思想和手段。

因此，在中美貿易戰進程中，中國要厘清和把握貿易戰的戰略重點。

美國的戰略重點

美國發起貿易戰的戰略目標可以區分為三個層面，即貿易層面、產業層面和制度層面。

第一，貿易層面的目標主要體現于利益的再分配。

在貿易領域爭奪利益的過程中，美國主打兩張牌——公平貿易牌和對等貿易牌。這兩張牌對中國、乃至世界都會有影響，而對美國的影響會更大。

公平貿易這張牌的關鍵在于，國際貿易中所謂的公平條件是生產方式、生產標準、生產條件，如果全世界都以美國國內條件作為國家間公平貿易的標準，那么國際貿易就回到了以絕對優勢基礎的狀況，而不是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狀況，顯然，整個世界的商品貿易的規模將會因此而下降。

對等貿易更是一種違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貿易發展邏輯的概念，如果兩國之間的貿易是完全對等的，國際貨幣的作用就回到了古典貨幣理論，即只承擔交易媒介，而資本的作用就不復存在。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美元作為國際資本的收益便會消失。

而在現實的世界中，美元結構性權力給美國帶來國家利益，正是開始于美國貿易逆差出現的時候，所以有了貿易逆差，才有美元的結構性權力，美國才能配置資源，獲得資本收益。美國若用對等貿易獲得貿易利益，就意味著犧牲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金融利益，這對美國而言并不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如果特朗普用這兩張牌和世界各國打，世界會出現問題，美國也會出現問題，但如果只針對中國的話，會對中國的對外開放格局和體制造成嚴重的挑戰。

因此在貿易戰中，美國對中國存在不可置信和可置信兩種威脅。不可置信的威脅主要表現在，一是美國要實現貿易再平衡。2008年的歷史已經證實了，美國每一次貿易再平衡都使美國貿易逆差越來越大，越來越不平衡。二是美國是貿易全球化的利益受損方這個判斷也是錯誤的。因此，美國不可能在長時期中用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手來段遏制中國，用犧牲全球化利益為手段，來實現遏制中國增長的目的，這種威脅，同樣是不可置信的。

另一方面，可置信的威脅是，中美貿易戰造成貿易轉移的結果，即中國制造被替代。這種替代會改變全球的貿易格局，而在這種格局的變化中，中國無疑會承受巨大的福利損失。

第二，產業層面的目標是遏制中國的高速增長。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特別是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投資和跨國公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到了世界經濟的體系中，中國也是遵循著發展中國家的這一路徑進入了世界分工體系，但是這種外圍國家單純的外部資本和技術的發展模式，在現行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很容易被鎖定在全球價值的低端。

首先，如果中國產業結構升級成功，新興產業將會產生大量的投資需求，中國的貿易順差的流向有可能不再流向美國，而是在中國國內形成新的資本循環體系，這一體系將徹底改變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金融體系，而美國的國內經濟結構實際上是嚴重依賴于國際金融體系的。

其次，如果中國產業結構升級所產生的投資需求能夠吸引全球資本流入的話，那么，到那時，中國對美貿易的順差對中國經濟的重要程度便會明顯下降，也就是說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會發生變化，無疑這會影響美國對世界的控制力。

再次，如果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成功改變了全球資本流動的方向的話，那么中國作為未來世界上的科技大國和人口大國，巨大的投資需求和商品需求的存在，必將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出現實的條件，這也將直接沖擊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

盡管上述三點我們是作為一種假設情景來分析的，但是美國卻是作為現實的可能來進行遏制的，美國“301調查”是對《中國制造2025》的嚴重誤讀和歪曲。可見美國的挑起貿易戰的戰略意圖在于用當下的貿易手段遏制中國未來的發展勢頭。

對此，中國的反遏制有三個發力點：

首先，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需要建立國家創新體系。同時，中國可以借打貿易戰的機會，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國要真正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必須以科技創新為基礎，而科技創新的動力源于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其次，改變談判思路，在WTO框架下，中國以包容增長的概念聯合美國推動多邊投資框架建立，一起解決問題。最后，中國要守住國家經濟安全的底線。

第三、制度層面的目標是經濟利益的借口。

中美貿易戰中美國的第三層戰略目標源自于兩國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異，但是，通過貿易戰來再度挑起意識形態的紛爭，并不是戰略遏制的重點，而只是經濟利益爭奪的借口，因此，它在未來的中美關系中不會成為持續關注的焦點。其原因在于：

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全球化的成功經驗表明，制度和文化的多元性，不僅不是經濟全球化的桎梏，相反它是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拋棄意識形態紛爭，接受制度和文化多元化的時代，通常是全球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而冷戰中，意識形態沖突激烈的時期，往往是全球經濟增速變緩的時期，而美國作為世界經濟中心國家，相比其他國家而言，更能感受到意思形態冷戰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其二，對美國而言，目前的國際環境并不是重啟冷戰的最好時機。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盡管在意識形態上與西方傳統的資本資本主義制度存在本質差異，但是，在改革開放的40年中，中國在市場開放、貿易自由化領域所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即便在中美貿易關系發生嚴重沖突的情況下，中國仍在堅持自主開放的對外政策，積極維護全球多邊體系，主張包容不同制度和文化的全球治理理念。從上述兩方面看，旨在顯示制度優劣的冷戰，并不能按美國的戰略意圖推演出他們所想要的結果。

其三，美國對于其他國家社會和經濟制度的認可從來不出于是道義標準，而是出于利益目的。很顯然，美國政策的變化絕不是處于道德標準，而是出于美國的國際利益考慮。

由此可見，盡管在這次的中美貿易戰中，意識形態的沖突是美國的戰略目標的內容之一，但它絕不是美國戰略的核心所在。（責任編輯 韓雅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