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不應該通過貿易壁壘來維持本國落后的價值鏈，而是應該大力加強對本國優質要素的培養，同時盡可能消除國內的貿易壁壘，提高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的效率，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當中，并通過投資等手段盡量促進價值鏈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本國的成長。

本次經濟危機爆發，到今天已經有7年時間了，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狀況分化嚴重，總體上世界經濟并不樂觀，西方發達國家多多少少都有采取貿易保護措施的傾向。經濟學的國民收入決定公式認為：一國的國民收入由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凈出口（出口減去進口，即貿易盈余）構成。凈出口為正，則對一國國民收入有正面作用，會促進一國經濟增長；凈出口為負，則會減緩一國經濟增長。這樣的判斷范圍過于狹隘，所以容易引發國際貿易戰。

何為全球價值鏈理論

但是，全球價值鏈理論的發展，有可能在理論上消除西方主流經濟學自由貿易理論的不徹底性，真正促進全球不同經濟體之間的深入合作與融合，消除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后理論支撐，更徹底打破貿易保護主義。所謂全球價值鏈，就是指“為實現商品或服務的價值，將遍布全球各國家各區域的生產、銷售、回收處理等環節前后有序承接起來的價值創造和利潤分配鏈條”。根據全球價值鏈理論，只要一國在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過程中，本國所獲得的國內增加值為正，即為有利。

相比較傳統的國民收入理論，全球價值鏈理論能夠比較徹底地打破貿易保護主義。因為傳統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看重貿易盈余，而國際間貿易盈余的競爭的追求是一個零和博弈。一國的凈出口為正，就必定是另一國的凈出口為負。再考慮到貿易核算方法中CIF價和FOB價的差異，全球貿易實際上還是一個負數博弈。既然如此，各國當然不得不保護本國市場和貿易利益。但是，按照全球價值鏈的理論體系來進行衡量的話，則全球經濟合作是一個正和博弈，或者說雙贏博弈。一國參與國際分工所獲得的利益大小，主要并不取決于貿易盈余的多少，而是取決于在參與國際分工當中，國內所獲得的價值增加的多少。一國的主要利益也不在于從他國賺到多少盈余，而是來自于本國創造了多少價值。在這樣的分析框架下，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將是不必要的。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深刻介入國際分工，國內同樣的要素，創造出更多的價值，所以是有利的。對于已經加入全球價值鏈體系的國家而言，其全球價值鏈也會不斷發生變化。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加入國際貿易體系之后，很多國家的全球價值鏈就會發生變化。例如：美國原來從馬來西亞的進口就可能轉移到中國。這樣的轉移，就會形成新的全球價值鏈。只有中國能夠幫助美國獲得更大的價值，美國才可能將合作者和采購對象由馬來西亞轉向中國。所以，假如我們發現，在和平和自由競爭的狀態下，美國將價值鏈的一端由馬來西亞轉向中國，那一定代表著其價值鏈的提升。

不必過分在意貿易盈余

而且，我們能夠發現，根據全球價值鏈的分析框架，貿易盈余只是一國生產要素配置的結果，而非原因。因此，一國面臨經濟不景氣，國際貿易出現失衡的時候，首先需要調整的是國內的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生產力，而非簡單地采取促進或者限制貿易的政策。

正是因為全球價值鏈強調的是要素與生產的全球配置，所以生產力的提升是最重要的。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一國生產力的提高，可以讓一國獲得最大的利益，而不必過分在意于貿易的盈余。過去30年，中國在對外貿易中，不僅刺激了國內的生產，而且獲得了大量的貿易順差，促進了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在與中國貿易中出現逆差的美歐等國家和地區，因為全球價值鏈的提升，同樣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以蘋果手機的生產為例。在蘋果手機的生產中，中國對美國存在大量的貿易順差。按照傳統經濟學理論，在中美的貿易中，中國存在大量的貿易盈余，因而中國有利，美國吃虧。但是，根據全球價值鏈的貿易增加值核算卻認為，在蘋果手機的價值鏈中，美國所得到的部分遠大于中國得到的部分。每臺蘋果手機的貿易中，中國只能獲得6.5美元的價值，這其中還包括臺灣富士康企業的利潤。而美國至少獲得了10.75美元的貿易增加價值，蘋果公司自身的利潤還不包括在內。所以，在中美貿易中，雖然美國存在大量的貿易逆差，但是在經濟上并不吃虧。

以上還是僅限于貿易所獲得的直接利益，間接利益其實更加重要。例如：中國對美大量出口，補充了美國國內生產能力的不足，抑制了美國的通貨膨脹，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貨幣政策的空間。這樣的利益，也應該要計入全球價值鏈的利益中去的。假如美國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中斷或者阻礙中美之間的貿易，美國本國所受到的損失其實大于中國的損失。

因此，只有從全球價值鏈的視角出發，才可能真正消除國際貿易中的矛盾。一國不應該通過貿易壁壘來維持本國落后的價值鏈，而是應該大力加強對本國優質要素的培養，同時盡可能消除國內的貿易壁壘，提高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的效率，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當中，并通過投資等手段盡量促進價值鏈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本國的成長。這樣才是對本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最為有利的，當然也是對全球經濟最有利的。

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基于全球價值鏈成長的國際經濟深度合作，將會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主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