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嘯虎：人為什么要違法——明知故犯的真相！

摘要

只有通過規則的強制，才能形成執法與自覺守法的良性互動，以嚴厲的處罰使人不敢違法，以嚴密的制度使人不能違法，以良好的教育使人不想違法，以素質的提升使人不愿違法。

殷嘯虎，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教授、研究員，主要從事憲法學及中國法制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近代中國憲政史》、《新中國憲政之路》、《感悟憲政》、《法治的品格》，以及《盜墓史》、《古代衙門》、《秦鏡高懸——中國古代的法律與社會》等著作多部，主編《憲法學》教材多部。

自從本市開展交通大整治以來，短短兩個月左右的時間里，共查處10大類違法行為364.5萬起（這還不包括那些違法之后因種種原因沒有受到處罰的）。有網民指出，假定其中機動車違法有200萬起左右，那么按目前本市400萬輛機動車保有量計算，平均每兩輛車中就有一輛因交通違法而受到處罰。如此高的違法率，不僅令人咋舌。而且許多人在違法之后，并不認為自己違法有什么不對，拒不接受警察的處罰；也有的面對警察的處罰和教育百般狡辯。記得前幾年南京交警開展非機動車、行人交通違法行為整治時，一位50多歲的大媽因闖紅燈被交警攔下，大媽竟沖著交警發火說：“你攔我干嗎?”交警告訴她說：“你闖紅燈了。”沒想到大媽卻然不以為然地說：“闖紅燈怎么了，我都闖了幾十年了，要你管！”

在相當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違法似乎已經成為一種習慣，而守法倒反而成為了另類。一則笑話就頗能說明這個問題。一位中國男孩在國外談了一個女朋友，一同駕車去郊外時遇上紅燈，中國男孩沒有猶豫就闖了過去，沒想到外國女朋友對他說：你連紅燈都敢闖，還有什么壞事你不敢做的！堅決與他分手了。有了這個慘痛的教訓，這位中國男孩從此再也不敢闖紅燈了。回國后，又談了一個中國女朋友。駕車出游時，看見路口的信號燈變成紅燈時，老老實實地停下了，女朋友卻在一旁不停催他快闖過去。當他告訴女朋友不能闖紅燈時，女朋友竟然氣憤地說：你連紅燈都不敢闖，你還是不是男人啊！又堅決地與他分手了。

看來，在守法與違法這個問題上，真的不是那么簡單。美國紐約大學法律心理學專家泰勒教授在他的《人們為什么遵守法律》一書中就認為：“從總體上來說，美國人都是遵紀守法的。然而，要讓每個人每時每刻都不折不扣地遵守各種法律，那也是不可能的。每個人都有偶爾觸犯法律的時候，對有些人來說，違法亂紀則更是家常便飯。”美國是如此，中國也是如此。在去年5月召開的市政協常委會議上，上海政法委書記姜平就談了自己曾親身遭遇到成為“孤獨的守法者”的尷尬。他某晚同妻子一起外出散步，沿著上海建國西路、岳陽路、烏魯木齊路、高安路、興國路，兩個人一共走了5條馬路，在每個紅綠燈路口，他們都要停下看看有多少非機動車或行人亂穿馬路。結果很遺憾，一共有37輛非機動車亂穿馬路，行人更是不計其數。在其中一個路口等綠燈時，姜平注意到，本來還有四五個人和他們一起在等，但轉眼就剩下他和妻子兩個人。他的太太無奈地說：我們兩個是孤獨的人。

可見，在沒有外在約束的情況下，違法就會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因此，要遏制違法行為的發生，必須首先弄明白一個問題：人們為什么要違法。

可以說，絕大多數的違法者對自己的違法行為是很清楚的，但為什么還要明知故犯呢？泰勒教授在《人為什么遵守法律》一書中提出：在這一問題上，存在著工具主義和規范主義兩種觀點。工具主義的觀點認為，人們在行動前，對自己遵守法律是否會受到直接的、明確的激勵，會受到什么樣的獎勵，或者對自己觸犯法律是否會受到直接的、明確的懲罰，會受到什么樣的懲罰，他們會作出自己的估計，然后再據此決定自己應當如何行為——也就是說，對于各種不同的行為是可能給自己帶來收益，還是會給自己造成損失，他們會作出自己的判斷；而規范主義的觀點則認為，人們之所以遵守法律，是以他們對當局的信任為基礎的。只有人們能夠信任當局，能夠信任當局制定的有關規則，能夠信任有關的執法機構，他們才能相信自己忠誠于這個組織會給自己帶來長期收益。

人們遵守法律是如此，同樣，人們違反法律也是如此。對違法行為而言，人們在選擇是否違法的時候，實際上同樣也是基于工具主義與規范主義的雙重選擇。就工具主義的角度而言，人們在實施違法行為之前，會有一個價值估量：自己不遵守法律會受到懲罰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遵守法律與違反法律所獲得的收益哪個更大。如果不會受到懲罰的可能性很大，或者違法所帶來的收益要遠遠大于守法所帶來的收益，那他就有可能會選擇違法；反之則否。正是根據這種價值估量，來決定自己是否進行違法；就規范主義的角度而言，人們選擇不違法，是基于個人遵守規則的信念和對法律的信任，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因素。如果現實背離了人們的這種期望，大多數人有可能最終還是會選擇違法。

當姜平書記和其他行人、騎車人共同在紅燈面前進行選擇時，騎車人首先選擇違法，是因為在他們看來既然沒有警察在，那違法就沒有什么風險（更何況照以往情形，即便有警察在也不一定會被處罰），所以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違法闖紅燈；一部分行人選擇了違法，理由同騎車人是一樣的；另一部分人選擇了觀望，一則可能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考慮，再則可能是看看再說；但當看到其他人闖紅燈沒有任何風險、而自己等紅燈也不會有任何利益時，他們自然也跟著闖紅燈了。最后只有姜平書記選擇不闖紅燈，完全是基于他個人遵守法律的信念以及對法律的信任；加上他的身份，也決定了他不可能選擇違法。

因此，我們在對如何才能有效地預防違法行為的發生進行考量時，就應當充分考慮到這些方面的因素。其實，從違法行為發生的階段而言，一開始往往只是少數人會選擇違法，大多數人可能會選擇觀望。如果這時候違法者立即受到制裁，大多數人必然會選擇守法；如果違反者沒有受到制裁，大多數人就會跟著違法；當大多數人都選擇了違法、個別違法者卻因違法而受到制裁時，這個別違法者必然會對制裁不服，認為這是對他的不公正，因為其他違法者并沒有同樣也受到制裁，抗拒執法的行為便由此發生；而當大多數人都在違法時，個別守法的人更會面臨痛苦的抉擇。我本人就曾有過這樣的經歷。那是在多年以前，一個炎熱的夏天的中午，我在毫無綠蔭遮擋的路口等紅燈時，眼看著身邊一輛接著一輛的自行車無視紅燈闖了過去，只有我一個人孤獨地在烈日下的路口等待著綠燈亮起。此時，我只能以堅定的法律信念和我的法學教授的身份來進行自我安慰，卻沒想到此時一位闖紅燈的老兄騎到路中間后又回頭看了我一下。這一看不要緊，其他闖紅燈的人都回頭看我了。他們的意思我明白：又沒有警察在，這個人是不是有毛病啊！就這樣，在眾多違法者的“歧視”目光的巨大壓力之下，我最終還是晚節不保，隨著大家一起闖了過去。

其實，就違法行為而言，工具主義的觀點同規范主義的觀點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除了極個別的人以外，絕大多數的人在骨子里都知道不能違法，而那些選擇了違法的人，固然有出于功利方面的選擇，但如果對違法行為不能及時公正執法、嚴格執法，客觀上可能會縱容違法行為的發生。學者辛可曾說過：中國社會的道德水準很糟糕。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中國人的思想品德比其他國家的人如何低劣，而是中國的法治出了問題，有法不依、違法不究，中國還不是一個完善的法治國家。如果外國跟中國一樣，扔垃圾、吐痰、闖紅燈不用付出任何代價，估計比中國人好不了多少吧。不是他們不想，而是不敢，時間長了，就成了生活習慣。中國人之所以這么干，簡而言之，就是沒人管嘛！

所以，對于違法行為，在強調說服教育的同時，必須強化對違法行為的制裁。只有通過規則的強制，才能形成執法與自覺守法的良性互動，以嚴厲的處罰使人不敢違法，以嚴密的制度使人不能違法，以良好的教育使人不想違法，以素質的提升使人不愿違法。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來源：上海觀察 2016年6月13日

文字:殷嘯虎 | 圖片: | 編輯: 馬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