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何時觸底取決于高投資觸底、去產能到位和新動力形成三個條件。

2016年上半年，中國經濟運行保持穩定，GDP增長6.7%，高于全年預期目標閾值的下限。

"中國經濟進入轉型觸底關鍵期，預期問題再次突出而敏感。"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研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分析，近期股市、匯市的大幅波動，很大程度源于預期變動，而預期變動又與對中國作為一個后發追趕型經濟體的轉型規律和現實理解有關。

近期，劉世錦及其領導的研究團隊完成了《中國經濟增長十年展望（2016-2025）：由數量追趕到質量追趕》的研究課題。

劉世錦近期在北京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的專訪，他強調，中國經濟正處在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的再平衡過程中，這一輪大調整將可能呈現雙重底部。預計"需求底"有可能在今后一兩年內出現，而"效益底"則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過剩產能"退出難"超出預期

《21世紀》：去產能是當前經濟工作的一個重點任務，你如何評估我們面臨的去產能形勢？

劉世錦：盡管對過剩問題早有警覺，但幅度之大仍然超出預期。一個重要原因，是重化工業內部的"加速原理"在起作用。在這些行業的上升時期，由于"需要更多的鋼就要新建鋼廠，而建鋼廠本身就要耗費鋼"，這種"自我循環"帶動了重化工業異乎尋常的快速增長。而到回落時期，"加速原理"在相反方向也起作用，使回落幅度超出預期。

嚴重過剩產能直接導致兩個后果。一是PPI迄今40多個月的負增長，最大降幅達5.9%；二是工業企業利潤自2014年下半年以后一年多的負增長。分析表明，煤炭、鋼鐵、鐵礦石、石油、石化五大行業的出廠價負增長幅度達20%左右，對全部工業PPI負增長的影響達到80%左右，對工業利潤負增長的影響更為顯著。走出這種困局的出路，重點是在上述五大行業實質性去產能。產能下來了，供求趨于平衡，PPI才能恢復正增長，企業才能恢復盈利和再生產能力。

《21世紀》：為什么嚴重過剩產能"退出難"超出了預期？

劉世錦：首先是有關地區大都希望別人減自己不減，等減產能到位后坐收漁利，從而陷入"囚徒困境"。

其次，去產能后的職工安置、債務處理、資產重組等都是難啃的骨頭，解決起來難度很大。在這種情況下，多數地區采取了等、熬、拖的辦法。但這種局面顯然不可持續。企業長期虧損，財政減收、債務違約、就業困難等問題不可避免，相關地區可能守不住底線，經濟全局也可能出現更為困難的局面。

事實上，近些年供給側大調整，除了重化工業外，還有出口行業。增速由20%-30%降到負增長，出口行業受到的沖擊并不亞于重化工業。出口行業也經歷著艱苦調整，企業訂單減少、負擔加重，部分企業關閉破產，有些移至外地，還有的企業老板"跑路"，如此等等。

但與重化工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出口行業總體上似乎"聲音"不大，也沒有獲得多少政策資源支持，堪稱"靜悄悄的變革"。重要的區別在于，出口行業主要以非國有的民營和外資企業為主，重化工業則聚集了眾多國有企業，其中的大企業以國有為主。民營和外資企業調整較快，方式多樣，不會久拖不決，因為它們拖不起。有的人實在經營不下去，解不開困局，可以"一跑了之"，而不會在長期虧損、扭虧無望下繼續經營。

而人、債、資產重組等問題，對國有企業均為難題。"國企出問題，政府總要管"的明顯或隱形承諾，使國企調整難有壯士斷腕的決心和魄力。國企去產能的調整，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國企、國資深化改革的問題。

決定中國經濟觸底的三個條件

《21世紀》：你預計中國經濟何時觸底，達到中高速增長的平衡點？

劉世錦：中國經濟何時觸底取決于高投資觸底、去產能到位和新動力形成三個條件。中國經濟這一輪大調整將可能呈現雙重底部。一是"需求底"，隨著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速由負轉正、全部投資增速趨穩，這一底部有可能在今后一兩年內出現。

另一個則是"效益底"，是從供給側適應于需求側來看的，主要指標是PPI止跌回升，工業企業盈利增速由負轉正，并保持在適當水平。這個底何時出現，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如果"效益底"明顯滯后于"需求底"，不難想象，經濟有可能進入一個特殊困難期：增長速度相當低了，PPI依然低迷，企業大面積虧損，部分地區的金融財政風險加大，甚至釀成某種形式的危機，從而落入一種可稱之為"低效益、高風險"的陷阱。

避免這種不利局面，短期內關鍵是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去產能上有實質性進展，促使PPI和工業企業利潤止跌回升，"效益底"與"需求底"的時滯縮短。

《21世紀》：在觸底之后，經濟增長將呈現什么態勢？

劉世錦：經濟觸底的過程不大可能一帆風順，抑或將經歷一個復雜、很可能波動較大的過程。受某些短期因素影響，相關指標可能轉好，但需要觀察其可持續性。觸底成功后，增長態勢不會像有些人期待的出現V型或U型反轉，而有很可能性是大的L型加上若干個小的W型。

由數量追趕轉向質量追趕

《21世紀》：在未來一兩年內中國經濟達到中速增長的平衡點之后，這個中速增長期如何定位？

劉世錦：從時間分布來說，中速增長期大體上處在高速增長期結束后與成熟增長期到來之前的區間。這里所說的成熟增長期，是指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已經達到的增長階段，已實現需求的更新支出，如住房、汽車的置換或維修等支出，構成需求的主要部分。這種更新需求在中國逐步增多，但中國遠未達到成熟增長階段。

與成熟增長期相比，中國至少還多出了兩方面的需求，一是工業化階段尚未實現的需求，或者說中高收入階層已經實現但中低收入階段尚未實現的需求，如農民工進城后的住房需求、低收入者的首次購車需求等；二是消費結構升級，重點是服務性需求比重上升，中產階級推動此類需求增長是主力軍。這兩種需求加上更新需求，構成了中速增長期的主導性需求。

因此，中速增長期依然是追趕期。這個判斷相當重要。中國目前人均GDP約8000美元，美國人均GDP超過50000美元。從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也只約相當于美國的三分之一。如果要接近或趕上美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從數量上說，大部分追趕還是完成于中速增長期。但由于基數已經很大，即便增速放緩，仍可保持人均收入水平不低于以往的數量增長。難度主要表現在質量提升上。我們要謹慎地將質量提升與創新驅動區分開來。

《21世紀》：在質量追趕的新階段，經濟政策需要解決哪些重點問題？

劉世錦：首先是糾正資源錯配。目前在行業之間依然存在著較大的生產率差異，表明要素流動不暢、配置欠佳，根源在于行政性壟斷，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和定價受阻。通過深化改革糾正資源錯配，仍會在"老經濟"中釋放出規模可觀的需求，特別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投資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夠提高生產率，增加收益，化解潛在風險。這也是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降成本"潛力最大的領域。

其次是激勵產業升級。產業升級包括發展新興產業，如與制造業升級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與消費結構升級相關的生活性服務業；在已有產業中采用新裝備、新技術，如用機器替代人工；更多的則是在產業價值鏈上的提升，如由低端制造轉到高端制造，加大設計、研發、品牌等元素的比重。

第三是營造創新環境。這就是要形成有利于市場發揮作用、能夠吸引到更多創新要素的體制和政策條件。創新的作用日趨重要，但創新型城市或區域創新中心并非人為指定的，而是在競爭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