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由中國最大的社會智庫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聯合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項目（TTCSP）、光明日報智庫研究與發布中心、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院主辦的“2016中國智庫創新峰會”近日在京舉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顧問于洪君在“2016中國智庫創新峰會”論壇一“重建中國智庫--創新與發展”上表示，中國智庫發展要解決宗旨問題，解決政策支持、財力支撐和人才支柱問題，做好研究能力、交往能力、傳播能力等自身能力建設；他認為超前研究、預測研究、前瞻性研究是智庫生命力所在。

　　以下是他的發言實錄

　　大家坐在一起討論中國智庫的創新和發展問題是非常必要的。我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上的地位、影響和作用迅速上升，任何重大國際問題沒有中國的參與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我們在國際舞臺上發聲的能力很弱，發聲的機制和平臺很少，原因在于我們沒有一個能夠參與國際交往的智庫體系。

　　美國的智庫都有百多年的歷史，他們積累了豐富的研究經驗、交往經驗和傳播經驗。而我們真正發展智庫也就是最近二三十年，嚴格來說是改革開放以后才有的。使用智庫這個概念是最近兩三年的事情，這是一個舶來詞匯。現在我們從黨和國家的最高層一直到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意識到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智庫，把有中國特色的智庫推向世界，在智庫領域中開展國際交往與合作，已經是勢在必行了。這是形勢和時代給我們提出的一個重大任務，也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

　　最近兩三年，特別是兩辦文件發出之后，智庫出現了一個蓬勃發展的大好局面，但問題也來了。剛才大家也講到了，發展太快，倉促而就，很多是過去的機構的“翻牌”。所以，出現了很多所謂的智庫，就是過去黨政機關里的政策研究部門，甚至就是寫作班子，現在也有一些大學整體上就把自己叫做一個智庫。這種叫法、這種發展思路是不是合適，我覺得值得考慮。一個大學就叫做智庫，那全國幾千所大學都可以叫做智庫了，這個值得研究。最近有人寫文章說，中國智庫出現了魚龍混雜的局面，比較尖銳。但細看中國智庫發展的現狀，應該說不無道理。所以，我們要好好研究一下中國智庫到底如何發展的問題。

　　中國智庫的發展，首先要牢牢樹立一個服務意識。我們搞智庫是為了服務我們擴大改革開放、實現全面復興、更廣泛地參與國際事務的這樣一種國家戰略。所以，智庫不是為了擴大自己聲望，學者們在智庫中間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多出點產品為了申報課題、申報職稱，這樣就把智庫的作用大大矮化了。一定要站位高一些，一定要樹立為中華民族復興崛起、更廣泛地參與和服務于社會的這樣一種意識，這樣智庫才能辦好。

　　智庫的發展不是智庫自身的事情，是整個社會和國家的事情。

　　一是要進一步加強對智庫發展的政策支持。有了“兩辦文件”和后來的實施綱要細則，現在看來依然不夠，智庫發展中面臨很多政策上的瓶頸。比如我們涉外研究的智庫，從事“走出去、引進來”，舉辦國際會議怎么和外事部門的規定銜接好，有的就遇到了重重阻力，很多人請不進來，不允許。如果你要請的客人曾經是前政要，或者當前在國外仍然擔任著相當于中國的省部級領導職務的嘉賓，難度就非常大，搞大型國際會議和論壇的難度就更大。所以，政策支持還要進一步加大，它是一個全社會的事情，是整個國家的事情。

　　二是要進一步加強智庫發展的財力支撐。剛才隆主任講了，我們很多智庫有官方背景，可以說就屬于政府各個部委、各級地方政府，或者是軍隊、安全機構辦的，經費的支持保障問題不大。那么民辦智庫、官方的智庫，他們的財政支撐問題是不是可持續，是不是得到保障，是不是能夠得到國家各項法律法規的認可，這是個大問題，所以，財政支撐也是智庫創新發展的重要方面，必須研究和解決。當然這也是在實踐中要不斷探索的問題。

　　三是要解決人才支柱的問題。搞智庫沒有人才不行，現在我們發現很多智庫是空殼的。說得重一點，很多大學里面三五個人、七八個人掛個牌子就是個研究中心，一二十人就是個研究院，實際上他們承擔了很重要的教學任務，真是有點名不副實，牌子大、架子大，但里面真正能夠起核心骨干作用的人才還是嚴重不足。

　　所以，政策支持、財力支撐、人才支柱是我們相當一段時間必須關注和重點解決的問題，這是中國智庫走向未來必須解決的幾個問題。

　　智庫在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自身建設問題，自身建設主要是能力建設。

　　一是研究能力建設。智庫要產生思想，提出意見和建議，給社會以啟迪，給政策制定和執行機構以啟發，你要產生思想，研究能力建設是第一位的。我想智庫的研究和一般的學術研究可能還不太一樣，不是那種繁瑣的歷史考證，當然有的時候也需要，比如南海問題就需要考證，講我們的歷史根據。但它的重點還是著眼于現實問題的研究，預測性的研究，對策性的研究，這是比較難的，但是必須把研究能力建設重點放在這個方面。這樣的研究成果才能直接服務于社會，服務于我國的內政外交兩個大局。

　　二是交往能力建設。智庫要參與國際事務，要和國際同行們進行對話，交往能力是個大問題。這個大問題有我們機制體制方面的因素，但更多的是自身建設上，要在這個方面更多地想想主意，要建立一些行之有效的辦法擴大交往。現在我們很多智庫，地方上可能更明顯了，實際上是自說自話、自娛自樂、自得其所，這是不行的。一定要能夠參與交往，通過交往學習借鑒國際上一些重要智庫的成長經驗以及他們好的做法，像美國的一些智庫確實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我們搞智庫畢竟只有一二十年，所以交往能力要進一步加強。而且交往不僅僅是與美國等非常發達的國家的智庫進行交往，也要與歐盟、俄羅斯、印度、日本、巴西、埃及這樣一些次大國的智庫開展交往。我們交往的面要相對寬一點，這樣才能擴大視野，才能博采眾長，才能真正做到包容互見。

　　三是傳播能力建設。智庫產生的成果，形成的思想、觀點、意見、建議，最終是要提供給社會，不僅是中國社會，有時候還有國際社會，不僅是社會大眾，還有國家社會方方面面的政策制定執行部門。使我們的研究成果更直接地被有關部門采用，這樣智庫才能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才能實至名歸，成為名副其實的智庫，不然就是一個一般的學術團體，就成了一個一般的學術機構了。

　　我們智庫建設還剛剛起步，說在路上都有點早了，其實是剛剛起步，就是這么二三十年，嚴格來說就是這兩三年，一切都在探索和摸索中，需要解決宗旨問題，解決“三支”問題，解決“三個能力”的問題。

　　討論智庫研究的前瞻性問題應該說是非常的，因為一個智庫不能進行前瞻性的研究、預測性的研究，其存在就沒有意義了，不過是一個宣傳機構、一個詮釋政策的部門，那就不能稱之為智庫。但是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剛才幾位講的要充分利用大數據，借鑒國外經驗，還有一點，就是我國要事先形成一個對智庫的重大信息通報制度，國家采取重大決策之前跟智庫進行一下交流，為智庫提供一點信息，讓智庫的研究有所依循，知道國家今后一段時間或者即將出臺某些重大政策，這很必要。現在智庫有時候顯得很被動，完全不知道一些政策動向，所以它很難做到這種預測性或者前瞻性的研究。

　　我想國家有關部門應該給智庫適當搞一些培訓，一方面是人才培訓，另一方面是政策培訓，還有在實施方面給吹吹風，還有要打破一些學術研究的禁區。前瞻性研究和預見性研究提出的結論，可能和現在的政策、現在的執行方針是有抵觸的，所以過去這方面是有禁區的，很難做到。真正要讓智庫發揮先導作用，必須給他們松松綁，研究無禁區，宣傳可以有紀律。研究成果如何發布可以有規定，但一定要鼓勵他們，給他們創造機會，讓他們進行超前的研究，進行前瞻性預測性的研究，這樣智庫才有生命力。超前研究、預測研究、前瞻性研究是智庫生命力所在。

　　（根據于洪君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主辦的“2016中國智庫創新峰會”上的演講速記整理，未經本人審閱，轉載請注明出處。）